大转变丨卡尔·波兰尼和制度变迁+一种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

@ 马克·布莱思，2024，《大转变：二十世纪的经济理念和制度变迁》，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第一章 卡尔·波兰尼和制度变迁

• 卡尔·波兰尼的“双向运动”
  • 基本内涵：劳动“嵌入”于一系列特别“自然”的社会关系中，这些社会关系使市场制度的建立和去个人化的交换变得困难。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劳动的商品化创造出了“脱嵌”的市场。为此，劳工动员和寻求来自国家的保护。
  • 实质洞见：被市场抛弃的人会利用国家进行自我保护，其结果是重大的制度变迁。
  • 谬误：认为双向运动将终结于“嵌入式自由主义”，然而，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又一次尝试将市场从社会中脱嵌，削弱社会保护制度。
• 20世纪的双向运动
  •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劳工和国家为应对古典自由主义秩序的瓦解，将市场重新嵌入；七八十年代商业阶层以类似的方式反抗嵌入式自由主义秩序，谋求再一次建立“脱嵌的自由主义”。
  • 本书对这两组转变的解释：
    • 重点考察经济学观念在政治上的应用、商业组织的政治活动。
    • 理解观念如何成为制度构建和变迁的重要因素。
• 结构不会附赠说明书：对结构变迁的再思考
  • 双向运动理论和其他基于利益解释制度变迁的理论
    • 将变迁视为静态比较的问题：将现有制度的元素与过去制度的元素对应起来，然后提出一个变量（通常是外生变量）来“解释”为什么过去孕育出了现在，暗含“制度均衡->中断->新的制度均衡“的模式。
    • 缺陷：以先后顺序为因果关系，未能说明前后发生的事件之间的发生性关联，存在循环论证的嫌疑。
  • 尽管既有制度的不稳定性有可能是由外部因素引发的，但是制度秩序从某一稳定状态向另一稳定状态的变化，必须被视作一种内生性过程。我们需要特别分析，行动者如何重新设计和重新建立制度秩序、这些行动在何种条件下发生。
• 制度变迁中的不确定性与“危机”
  • 制度主义理论将“不确定性”简化为了“风险”，但这种简化并不总是成立。有时行动者所面对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事件，因而无法确定他们的真实利益，更不知道应当如何实现他们的利益——“奈特式”不确定性。
    • 能动者的利益是需要解释的对象，而不是用以解释其他问题的原因。
    • 经济危机在这些条件下究竟是什么，更应该成为一个问题。
      • 在能动者采取有意义的、制度化的集体行动，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之前，他们必须与他人辩论这种危机究竟是什么，并向他人申明自己的观点，使他人信服或将观点强加于他人。
      • 结构并不附赠说明书，因此只有通过经济学观念对“危机究竟是什么”“特定条件什么时候才真正算是一次危机”作出权威的诊断，制度化的决策才得以可能。
• 重新思考观念
  • 观念能够为能动者减少不确定性，为危机的某一时刻提出专门的解决方案，并使得能动者可以依照这些观念建构新制度，以化解这一危机。
  • 不确定性的降低、原因的解释、新制度的供给是互不相连的事件所构成的时间序列；在这一时间序列的不同位置，观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 案例选择：美国和瑞典
  • “最大差异”
    • 标准：如果存在两个案例，除了假设中涉及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在一切其他层面都不一样，那么如果能在两个案例中找到关键性的变量，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就得以确证——观念和制度变迁的关系。
    • 美国和瑞典可以被视为自由资本主义谱系的两极，前者是自由政治经济秩序的典型，后者是社会民主国家的模范生。
  • “关键案例”
    • 美国拥有利益论最有可能成立的环境；瑞典拥有利益论最不可能成立的环境。
• 分析单位
  • 关注三个主要的行动者：国家、有组织的劳工、有组织的商业阶层。
  • 理性选择理论坚持从行动的微观基础（个体）入手进行研究，但是本书认为将集体作为能动者是完全合理的。
    • 集体行动的障碍经常可以被克服，且观念是克服这些障碍的重要资源。
    • 能动者确实是作为集体来行动的，在特定案例中确定合适的分析单位，并不取决于先验的理论演绎。
      • 能动者面对“危机”时，他们关于“危机”原因的观念限定了可能的集体类型，并进而限定了可能的集体行动类型。
• 本书计划
  • 第一部分：阐述观念和制度变迁的理论，以解释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的两次大转变。
  • 第二部分：论述观念在塑造美国和瑞典嵌入式自由主义秩序中发挥的作用：国家、商业阶层和劳工组织借助不同观念来理解大萧条，并建立制度秩序以化解之。
  • 第三部分：讨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的商业阶层为了拆解嵌入式自由主义秩序、代之以新自由主义所使用的各种观念。
  • 第四部分：总结。

第二章 一种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

• 导言
  • “学者群体存在的核心，就是生产和理解观念，但在解释政治生活时，他们却对观念不屑一顾，称得上一个悖论”。
    • 历史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都倾向于将观念用作填充物或补充性假设，仅仅用以解决相关研究中既有的缺陷。
    • 本研究要说明观念是重要的，并且通过一种不确定性之下的观念和制度变迁的时间序列理论，准确说明观念何时、为何、在何种条件之下是重要的。
• 观念研究
  • 当代观念论的主要路径：观念与各种“新”制度主义
    • 理性选择学派
      • 主要观点：
        • 能动者的偏好是原生性的、没有更深层原因的原因。
        • 由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被简化为个体的理性计算（并且按照定义必须被如此简化），单个个体不能先验地对另一个个体施加影响，因此，一切社会现象和社会后果必然从本质上是个体意志的结果，制度因而只能被视为个体用以将其相关效用最大化的工具。
        • 世界变动不居，充斥着循环和多重均衡，不断变化的合约曲线和成本-收益分析既塑造制度，也改变制度。
      • 我们身居的世界似乎比理性选择学派的描绘更加稳定，理性选择理论试图引入制度解释这种看似不合理的稳定性，但却将制度视为工具性的产物，并且建立制度面临着集体行动困境，因而，无法解释制度供给的内生机制。
    • 历史制度主义
      • 主要观点：
        • 制度在本体论层面上要先于创造制度的个体存在。“历史”的个体的偏好本身就是制度的“化约”。
        • 世界是稳定的、路径依赖的、持续性的。
      • 如果个体的利益是由于制度而产生的，那就不能将个体视为制度变迁的原因，因此只能借助于某种外生性的“中断”。但有时并没有明显的“中断”，却会出现制度变迁。
    • 两种路径都试图将观念作为一种补充性假设来解决既有研究中内在的理论困境。
  • 观念与历史制度主义：得与失
    • 历史制度主义传统
      • 斯考切波和韦尔
        • 既有制度配置中的差异——制度对新观念的开放程度——是解释大萧条时期各国应对策略差异的关键因素。
      • 霍尔
        • 新兴的经济学观念必须与行政或政治配置相配套，以确保其能被采纳和传播。
        • “政策范式”模型：干预性政策的三个层级包括全局性目标、实现目标的技术、具体的政策性工具，观念的变化不仅导致政策的变化，也会引起制度变迁。
      • 后来的学者将历史制度主义的视野拓展到观念：埃里克·赫莱纳、凯瑟琳·R. 麦克纳马拉、谢里·伯曼。
    • 得与失
      • 斯考切波和韦尔：观念只有在既有的制度设置选择了它们时，才能成为关键性的解释因素。
      • 霍尔：新观念只有在能够提供一个概念框架，使既有的政策和实践能够在其中得以阐释时，才能够成功推动政策变化。
      • 后来的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更彻底地将观念作为独立的解释变量，但问题依然存在。
      • 历史制度主义文献在“找回”观念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提出了观念本身能够使制度发生转变的可能性。但是这一理论背后的预设——以及没有对观念、利益、制度三者之间关系提出明确理论的缺陷——说明这一文献脉络中，观念被视为一种补充性的假设，其作用是解释静态理论无法解释的变迁问题，以弥补既有理论的不合理之处。
  • 观念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得与失
    • 理性选择理论传统
      • 道格拉斯·C.诺斯
        • 由于制度交易成本的不确定性、集体行动困境和责任承担问题，必须引入意识形态，认为个体所秉持的观念，能够降低持有并坚持其信念的成本，以在保留个体主义的微观基础的同时，解释能动者是如何克服集体行动困境而产生制度的。
      • 戈尔茨坦和基奥恩
        • 将观念分为三类
          • 原则性信念：为特定决策提供规范性基础和正当性解释。
          • 发生性信念：暗示实现目标的策略，并由于一些共享的原则而可以被理解。
          • 世界观：某一能动者的整个认知框架，或/和整个群体或阶级的全部文化。
        • 观念能够促进能动者之间的协作，作为“聚焦点”有助于明确行动者利益的规范性情境。
    • 得与失
      • 诺斯：一方面认为观念塑造制度的方式是使能动者克服集体行动困境；另一方面又认为既有的制度通过降低行动的成本使观念获得力量，因此成了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悖论。
      • 戈尔茨坦和基奥恩：如果能动者有固定的利益，只是由于协议模糊性而无法实现，则不必求助于观念；观念可以作为聚焦点，但并不是所有观念都是聚焦的；多重均衡的问题并没有因为引入观念而得到解决。
      • 在基于其潜在预设而产生的理论中，观念只能起到补充性假设的作用，在出现既有理论无法解释的结果时才获得事后弥补的重要性。
• 理论
  • 观念与利益
    • “政策y合乎能动者X的利益”背后的假设：能动者X是按照对自己最大利益的认识来行动的。
      • 只有在信息充分的理想状态下，“真实的”利益才是可以估计并因此作为行动依据的，所有潜在选项和它们的相对成本才是显然的。
      • 如果能动者以不同方式处理信息，或者信息分布是不对称的，那么利益就不是由能动者在结构中的位置所给定的，也不能通过事后的行动反映出来。
    • 利益是一个“集群”概念：“我们之所以想要某样东西，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它”，而不是因为这件东西的任何内在固有属性。
      • 理解某一集群的诸要素改变相互关系时，能动者如何对此作出反应，是解释制度变迁的关键所在。在制度不稳定的情况下，利益的意涵会发生很大的变动。
  • 利益和不确定性
    • 复杂性引起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由计算能力的局限性和环境的复杂性造成，这些因素使个体以制定制度的方式，将可能的选择限定在一定范围内，以对抗不确定性。
      • 将不确定性简化为风险，预设能动者理解自己的利益。
    • 奈特式不确定性：由于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前所未有的”情况下，能动者无从知道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从而也无从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利益究竟是什么。
      • 由于能动者无法罗列出一系列可能出现的事件并计算其概率，能动者在这种环境下无法借助理论预设或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来确定，而只能通过能动者自身用以解释不确定性来源的观念来界定。
      • 观念塑造能动者对自身利益的认知，也改变能动者对其他能动者的利益的信念，这种信念又是能动者实现自身利益的基础，因而可能重塑因果关系。
• 关于观念的五个假设
  • 假设1：由于制度在初期是不均衡和不确定的，能动者利用经济学观念解读身处的经济危机的本质，以此作为建构新制度的基础，并以此降低不确定性。
  • 假设2：经济学观念采取了集体行动的方式，并提供了建立联盟的资源。
  • 假设3：能动者将观念作为武器，攻击现有制度并削弱其正当性。
  • 假设4：在关于建立新制度的争论之后，观念被用作制度的设计蓝图。
  • 假设5：如果新观念嵌入了新制度之中，这些制度能够起到协同预期的作用，从而使得制度稳定和特定形态的分配政治在相当时期内成为可能。
• 小结：观念和制度变迁
  • 外部经济震荡和内部分配斗争会给制度带来不稳定性，并产生不确定性，但是，打破现有的制度均衡并不会自动产生新的制度均衡。
  • 观念在影响制度转变中降低不确定性、动员、抗争、推动制度更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