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萍,2024,《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导论 建构过渡性
- “过渡劳动”
- 本书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在中国城镇化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劳动的过渡性是如何被生产和塑造出来的?
- 外卖骑手的“过渡劳动”状态:对于参与其中的劳动者来说,这样一份劳动带有很强的“有待确认性”,它的存在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而是一种悬浮状态。它有点像漂泊在海上没有归宿的船只,也像一直在扇动翅膀努力挣扎却找不到落脚之地的候鸟。
- 不简单借用Precarity或“不稳定性”:既往讨论局限于生产,而未能有效地关注劳动者总体的生活世界。
- 过渡性是聚焦时空的、具身的经验与感知,是个体作为劳动者鲜活且带有情感的记忆。观照概念的总体勾连之前,需要观照生产它的情境与具体状态。
- 本书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在中国城镇化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劳动的过渡性是如何被生产和塑造出来的?
- 控制之外
- 控制是劳动过程的基本问题:
- 传统的劳动控制强调资本家对“劳动者”的控制权。
- 平台经济下资本的控制对象转变为“劳动”。
- 点状连接式的远程控制取代身体的整体性控制;
- 劳动过程控制变得既精细又广泛;
- 劳动者不再是一个有机的、有共同利益追求的整体。
- 超越“控制-反抗”逻辑的复杂系统:
- 控制是一个重要方面;
- 同时也是宏大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转变的过程;
- 个体生命历程与劳动的张力互动。
- 控制是劳动过程的基本问题:
- 过渡劳动
- 阿尔文·托勒夫:“变革潮流的加速”“短暂性、非永恒的意识”
- “过渡性”正在成为现代人劳作的基本形态
- “过渡性”是“临时感”,描述在获得安稳工作之前的“不确定感”
- 对当下劳动状况的无把握
- 对未来发展的迷茫和困惑
- 过渡劳动
- 作为过程:强调“短暂”和“过渡”的生成性。
- 以自由为名的、创业式的劳动结果是,劳动者被抛入一种竞争的、加速的、高效的劳动状态中,无时无刻不在全力发挥自我的能动性,无时无刻不在燃烧自己、消耗自己。他们将越来越多的能动性发挥出来,并注入给资本,让资本发展的火苗越烧越旺。当个体无法继续之时,他们就会想办法退出。
- 作为结果:阐释零工经济在工作伦理、职业选择、劳动想象层面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影响。
- 一种“脱嵌式”的结构逻辑:“过渡”本身作为一种劳动手段在平台市场逻辑的渗透下失去了它的功能性意义,反而变成了一种常态化、永恒性的存在。
- 作为过程:强调“短暂”和“过渡”的生成性。
- 阿尔文·托勒夫:“变革潮流的加速”“短暂性、非永恒的意识”
- 外卖:平台与骑手
- 外卖骑手在中国的大规模出现
- 弹性劳动力市场经济和中国城镇化的发展
- 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量化宽松政策的持续
- 过去十年间制造业的产业转型和升级
- 媒介技术的发展
- 过去十年中国外卖经济的发展
- 2009-2013:初始创业期——外卖平台诞生,风险资本进入
- 2014-2016:平台扩张期——外卖大战,市场份额扩张
- 2017-2018:竞争兼并期——“饿了么”收购“百度外卖”,与美团对峙
- 2019至今:寡头垄断期——美团与饿了么双雄争霸
- 骑手职业
- 国内外卖骑手数量实际突破1000万人
- 进入门槛低
- 后福特主义生产中的边缘劳动者
- 外卖骑手在中国的大规模出现
- 我的田野
- 2017年5月-2024年3月对外卖员的持续观察
- 视角与结构
- 核心问题:外卖劳动如何变成一种过渡劳动?
- 视角:
- 韦伯式的研究方法,专注劳动者个体生命的整体性;
- 在个体生命整体性的观感之上,关注其劳动与生活的情境化;
- 通过自下而上的视角,用个体鲜活的生命经验连通时代变化与社会发展的脉搏,入乎其内,出乎其外。
- 结构:
- 第一章:平台的组织化,外卖骑手是如何被超强的平台组织聚合在一起的?
- 第二章:平台技术体系的生成,以及它如何管理骑手、如何与骑手互动?
- 第三章:劳动者如何成为骑手?
- 第四章:外卖劳动在何种程度上变成一项“区隔劳动”?“区隔劳动”如何加剧“过渡性”?
- 第五章:性别劳动,女性如何利用这份工作谋求短期利益?
- 第六章:骑手的主体性问题——“数字韧性”。
第一章 组织化与灵活性
- “过渡性”的组织生态
- 外卖平台通过与劳务公司合作,外包拓展地方业务,细化管理机制,解绑与骑手的直接雇佣关系
- 只有有“组织化的灵活性”,才可以最大限度地适应平台迅速变动、急剧扩张的市场战略需求
- 组织化的形态想要尽可能地“拢住人”,而落实到具体的情境下时,鲜活的劳动者会在层级化的管理中努力跳脱出来,这其中充满了组织与个人关系式、人情式的张力角逐。
- 细化的类别
- 种类:看似自主灵活的劳动类别不断地被组织化、稳定化
- “直营”:直接受雇于外卖平台的全职劳动者
- “外包”/“专送”:受雇于劳务派遣公司的全职劳动者
- “众包”:通过平台抢单、自主进行零散送单的兼职外卖员
- “乐享”/“优享”:劳动关系同众包,劳动过程同专送
- “自营”:餐厅自主雇佣的全职或兼职外卖员
- “直营”转“外包”
- 从2017年8月“饿了么”收购“百度外卖”开始, “直营”转“外包”成为潮流
- 骑手失去与平台的劳动关系和相应的劳动权益,开始“过渡劳动”
- 平台企业通过中介外包,实现资产剥离、“轻资产”运营的组织化转型
- 种类:看似自主灵活的劳动类别不断地被组织化、稳定化
- 扩张的中介
- 由于缺乏稳定的劳动保障机制和用工规范,中介化的管理机制传导出来一种临时的、过渡的劳动状态
- 加盟商和代理商(中介公司)
- 不同城市规模下的外卖平台劳动供应商
- “运力”是核心竞争力,看重“人效”
- 大大小小的劳务中介组织交错勾连形成密布的网
- 平台通过考核机制监督加盟商和代理商
- 以“烧钱”帮助平台扩张
- 拉人
- 中介公司的“地推铁军”短时间内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拉向灵活服务业
- 中介公司的城市经理和站长广泛调动社会关系拉人
- 中介公司司不得不持续地进行运力的“储备”,以备不时之需。
- “购买”骑手
- 北方城市的冬天易于出现骑手用工缺口,中介公司和站长甚至会出高价“购买”骑手
- 介绍费
- 拖延离职
- 高客单价
- 北方城市的冬天易于出现骑手用工缺口,中介公司和站长甚至会出高价“购买”骑手
- 站点
- 管理外卖劳动的最小网格单元,和平台算法几乎具有同等的权力
- 调度员:“盯屏幕”,在后台系统观测和掌握所在站点外卖员的配送情况,进行必要的干预(爆单调度)
- 站长:外卖员的“衣食父母”,为绩效排名进行管理、拉人情
- 管理外卖劳动的最小网格单元,和平台算法几乎具有同等的权力
- 隐匿与转变
- 技术的中介化为隐匿化的管理体系提供可能,环环相扣、层层相连的管理结构构建起“不可见性”
- 中介公司存在很强的不稳定性,直接影响骑手的不稳定性,劳务关系模糊,职业认同受限,劳动权益争议被组织化“柔化”
- 对管理灵活和严格的矛盾追求使平台将“众包”转“乐跑”,劳动关系更加松散和不可控,工作时长和强度逐渐增加
- 在外卖经济达成组织化和灵活性的同时,劳动关系却并未得到进一步的确认,这正是外卖经济塑造“过渡劳动”的开始
第二章 算法与系统
- 生成算法
- 既往研究对算法的影响和后果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本章从技术生产的视角窥探外卖平台的算法系统如何产生、演变并逐步进化
- 算法是一个生成性的过程,也是一种生产性的技术
- “生成性管理”描述的是一种依赖性的管理模式,即外卖平台的送餐管理规则是通过后台算法不断地与前方送餐劳动互动、协商而产生的。外卖骑手的“数据生产”是平台劳动得以顺利实现的重要基础,也是导致“过渡劳动”出现的重要原因。
- “初识”算法
- “社会过程性”的算法
- 算法不仅指复杂的编码程式和技术逻辑,也指嵌入在个体劳动者日常生活中的技术化表述、认知、态度和行动
- 技术性的算法关注其作为一种计算处理技术而展现出来的特性
- 基于逻辑呈现处理问题的步骤
- 运行必须以数据作为支撑
- 社会性的算法关注技术生产与应用带来的社会权力关系的变化
- 算法作为一种文化实践,在应用到社会诸多领域中时,会在多方互动实践中发生“转译”,建立新的、全然不同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景观。
- “社会过程性”的算法
- 加入“游戏”
- “跑外卖”将长期在农村或工厂做工的劳动者拽入更先进的技术世界
- 在熟练掌握手机的使用之后,骑手们与算法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 无限游戏的二重奏
- 詹姆斯·卡斯:有限游戏以胜利为目的,无限游戏以延续为目的
- 跑外卖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无限游戏”二重奏
- 充满游戏化体验的劳动模式
- “打怪升级”
- 关联特权的等级标准:普通骑士-……-神骑士
- 跑单量的排名榜单
- 挑战赛、系列赛
- 在层层游戏“关卡”中想方设法“快速通关”
- 城市基础设施的空间治理
- 空间的物理阻止和打断
- 时间紧迫感
- “打怪升级”
- 街头劳动转化为数据,帮助算法升级
- “数字玩工”:算法根据骑手的跑单数据划分等级,修复系统漏洞
- “人体电池”:骑手是一个个连接着后台服务器和升级系统的“人体电池”,源源不断地在为平台系统贡献自己的数据和能量
- 充满游戏化体验的劳动模式
- 系统的进化
- 系统初建
- 2000年以前,电话接听、人力派单
- 2000-2010年,线上订餐初具规模,人工派单仍然占据主导
- 2010年,人工派单向系统派单转变,一个由餐厅、平台、外卖员、“人工+数字”派单的外卖网络初步建立
- 快速进化
- 2014年,辅助派单系统,人作最终决策
- 2015年,自主学习的外卖仿真系统
- 2018年,“美团大脑”,深度学习的智能派单
- 系统的腾飞“起于微末”,人的劳动和数据生产是其成长的关键
- 系统初建
- 系统困局
- “人工智障”
- 在骑手看来,后台这些充满高科技、十分复杂的算法系统出现的问题有时“十分幼稚”,戏称之“人工智障”
- 骑手为了节省距离、缩短送餐时间而不得已选择的逆行路线也会被后台地图逐渐采纳,并发展成推荐路线
- 通过送单劳动,骑手不断地为平台算法所设计的逻辑“试错”。
- “养系统”
- 作为骑手,需要养好自己的派单系统
- 后台系统靠数据积累对外卖骑手进行等级评定和派单,持续遵从才能得到算法的正反馈(按:行为主义心理学)
- “算法想象”:骑手们会对算法系统产生情感依赖,将App拟人化,并努力地与其进行对话
- 提上日程的算法伦理
- 技术带有的共享、公益,始终是其最重要的社会属性
- 在“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引发普遍讨论后,各方将算法伦理提上日程
- 美团公开配送时间计算规则,确立三个伦理原则
- 政府强化算法伦理要求
- “人工智障”
第三章 学做骑手
- “学做骑手”
- 成为骑手,既是一个适应平台组织管理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身份协商的过程
- 在外卖的江湖里,获得收入、学习话术、忍受污名、打架反抗等均成了个人需要独立面对的事情
- “自由的选择”
- 逃离工厂
- 平台劳动它把工作场地从工厂搬到了大街小巷,似乎变得更自由、更灵活,甚至什么时候干活、什么时候收工,都可以“自己说了算”
- “只要来跑外卖,月入过万不是梦”这样的话语激发了很多人对于劳动致富的美好想象,也最终帮助他们开启了逃离工厂的行动
- “逃离工厂”背后是一个处于转型期社会的复杂就业矛盾,诸多建筑和制造业过度追求利润、压榨工人福利,将自己变为“血汗工厂”,欠薪讨薪和劳资矛盾不断
- 虽然“跑外卖”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但在实际的劳动过程中,他们不得不面对社会和媒体对于“外卖劳动”的污名化
- 骑手的负面形象伴随着他们的劳动过程而产生,“闯红灯”“逆行”“车速快”“粗鲁”“嗓门大”“不耐烦”成为他们随身背负的“标签”
- 互联网的灵活用工一方面在创造一种快速致富的神话话
- “需要你参与”和“需要你服从”的双重话语创立了一种“区隔化劳动”
- 虽然被自己或他人定义为“社会底层”,但这并不影响外卖骑手对于成功的憧憬和想象
- 频繁出现在骑手的朋友圈或网络签名中的关于努力和成功的话语
- “晒单”是外卖骑手展示自己努力成果的重要途径
- 对于外卖骑手来说,送单劳动就是他们的日常劳动,而重复性和日常性正是他们在劳动过程中需要忍耐和承受的
- “成功学话语”一方面帮助外卖骑手对自由选择的零工劳动进行了合法化,另一方面也是对于社会污名的一种有力回应和反击
- 逃离工厂
- “学习”服务
- 话术(积极的情感劳动)
- 送外卖既是“力气活”,也是“情感活”
- 平台推出的服务话术,旨在形塑和鼓励外卖行业的“情感劳动”准则
- 乍一转入外卖行业,“大老粗”男骑手对于情感劳动细致入微的表现方式无所适从,逐渐在与人交流中慢慢地意识到需要从头学习如何“服务别人”
- 信任
- 在数字化脱域的情境下,建立信任所需的时间和互动难以实现
- 临时性和陌生感充斥着外卖骑手劳动过程的始终
- 数字化的后台监视
- 骑手“提前点送达”
- 在陌生的相逢中,系统信任比人际信任更加有可能解决陌生人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 挨骂(消极的情感劳动)
- 外卖骑手对“平台偏袒顾客”会经历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
- 在送单的过程中,“表演服从”成为骑手劳动的必修课,外卖骑手需要忍受来自周边世界的评价、质疑,甚至在面对言语羞辱时,也需要努力劝服自己保持克制
- 在与顾客交流的过程中,骑手经常挨骂
- 遭到路人的反感
- 为商家背锅
- 打架
- 在遇到极度不公平的对待时,骑手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面对挑战和积极回应
- 在学习服务的过程中,争吵与冲突恰恰是他们主体性的瞬间表达
- 话术(积极的情感劳动)
- 黏性劳动
- “游击队”VS“正规军”
- 在以消费者满意度为导向的市场扩张格局下,平台更加青睐稳定、可靠的专送骑手而非上线时间灵活的众包骑手。
- 随着平台招工和派单策略的改变,外卖骑手“灵活”“自主”的劳动感知越来越弱,随之而来的则是对工作时间、配送订单总量越来越严格的要求。
- 众包骑手不得不因为“僧多粥少”的情况而主动增加劳动时间
- 为什么在骑手反对的声音很多也很大的情况下,依旧无法影响到平台的招工和派单政策?
- 外卖劳动中个人化、原子化的劳动生产方式使外卖骑手的联结变得困难
- 平台用工细分造成了骑手之间的隔阂和边界感,塑造了外卖骑手对于不同劳动类别的差异化认知和认同
- 专送给众包“擦屁股”
- 乐跑是“狗腿子”
- 专送是“正规军”
- 众包是“游击队”
- “黏在平台上”
- 平台通过各种客单价和送单量计算规则的设计和变革,变相减少骑手实际收入、增加骑手等待时间、诱导骑手形成送单“上瘾”,从而使骑手“黏”在平台上
- “黏性化设计”造就众多“单王”,单王眼中的外卖不是一项技术活,而是一项考验耐心的重复性工作
- “游击队”VS“正规军”
第四章 区隔劳动
- “区隔劳动”
- 在城乡二元的框架下,看到外卖劳动在城市中的独特情境
- 超越文化品位,拓展到平台化劳动、城市生计、个人感知与认同等诸多方面
- “区隔”也就意味着展现不同和差异,甚至利用这些所谓不同和差异再造不平等
- 依附城市或者现代化规则生产出来的诸多规制,以一种信息不对称的方式,给个体化的生活或家庭以阻隔和困顿
- 更多地指向“过程”
- 风险区隔:基于个人职业身份、工作身份以及相关的劳动职责所形塑的一种差异
- 时空区隔:时间和空间如何在外卖劳动中形塑阶层差异感
- 流动区隔:从新冠疫情管理和人口流动的角度出发,探究阻滞流动背后的机制和原因
- 风险与“不确定”
- 高速的流动状态和多单量的身心压力让外卖骑手极易出现交通事故,威胁人身安全
- 骑手一方面非常鲜明、直接地知晓送外卖遭遇交通事故给个人可能带来的伤害,另一方面对于病痛和事故采取非常个人化的应对方式和策略
- 甘愿承担身体受伤的风险以赚取较高收入成为外卖骑手区别于其他社会劳动者的特征之一
- 工伤认定难意味着骑手既要承担“在交通事故中无法得到保障”的社会风险,也要承担事故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的身心伤害
- 一部分人会刻意创造出来对于骑手的恶意欺诈,大部分时候,面对这些恶意,骑手无路可循,只能默默忍受
- 平台将骑手变身为个体工商户,一方面帮助一些骑手减少了交税额度,另一方面也让骑手面临身份上的困惑
- 高速的流动状态和多单量的身心压力让外卖骑手极易出现交通事故,威胁人身安全
- 时空的阶层感
- 社会分工的不同使人们对于时间的使用带有鲜明的秩序和等级
- 外卖劳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生产时间严重挤压社会再生产时间
- 作为没有接受高等教育、没有太多社会资本的真正“打工人”,骑手对于时间的建构是一种“底层的时间”或“非正规时间”
- “让人等待是社会权力的集中体现”,时间的商业化使一方通过让另一方等待而凸显出“服务者”和“被服务者”的层级和分界
- 加速的时间感
- 外卖骑手“不断加速”映射出了时间感、流动性和劳动过程在技术媒介不断更新迭代的背景下充满张力和冲突的现实
- 骑手为避免惩罚选择提前送达,因此算法不断缩减配送时间,骑手不得不越跑越快
- 骑手在不确定中等待消费者的订单,消费者在掌控感中查询订餐进度
- 电动车的阻碍
- 地理空间往往会限制外卖员和电动车的进入
- 对电动车停放地域的规制使空间意义上的“不可见”成为阶层和身份的重要体现
- 电动车政策倾向于对外卖骑手的流动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管
- 疫情防控的流动限制
- 限制与流动在疫情的背景下变成了一种个人阶层化的展现和选择,在外流动还是居家隔离变成了一种彰显阶层等级化的体现
- 变得越来越细致、精确的防疫政策深刻地影响着骑手的流动
- 在高档写字楼、商场和住宅区等区域,外卖骑手的进入受到管制
- 电动车作为劳动媒介被污名化地传播为农民工、打工者等草根阶层游走于社会底层的具身体现
- 外卖骑手的服装和装备作为一种被标签化的、具有高识别度的服饰配置,也多被贴上了“底层”“扰乱秩序”这样的标签
- 社会分工的不同使人们对于时间的使用带有鲜明的秩序和等级
- 何以为家
- 城中村
- 一个需要整治、规范的杂乱空间
- 政府对违规建筑、电动车违规充电的间歇式整治加剧了人员的不确定性流动
- “蜗居”让大部分寄居于此的人成为被治理的对象
- 遥远的老家
- “挣了钱回老家”是他们最本真而朴实的愿望
- “有家不能回”本身也构成了区隔劳动的一部分
- 大量的劳动人口不得不变成“城乡两栖人”,服务于空间上同时等候的两批人——客人与家人,并不得不更加偏向于前者
- 帐篷下的家园
- 为了逃离疫情封锁,许多骑手不得不选择“睡大街”或者“住帐篷”
- “露宿街头”的区隔,与其说是被动形塑的结果,倒不如说是骑手主动创造空间的过程(按:谬论)
- 上海疫情短暂地成为外卖骑手融入城市和社区的催化剂
- 城中村
第五章 女骑手
- 女骑手
- “送外卖”是一项具有强烈男性气质的工作,它工作强度大、风险高、对体力要求高,因此常常被认为是“男人的活”
- 平台经济的扩张和女性劳动者之间既彼此吸引,又充满矛盾
- 在二战以后,女性不断地走上工作岗位,但既有的结构性不平等不但没有减弱,反而使她们同时受到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
- 性别规范本身带有强烈的边界性和规范性,它通过形成一种真理体制规范个体的性别行为,女性的性别规范和男性气质的劳动规范同时约束着女骑手
- 女骑手在“传统女性”和作为“勇敢骑手”之间徘徊
- 家的藩篱
- 外卖夫妻档,将自己的孩子交给祖辈照看,让上一代人成为孩子的“全职保姆”,自己则全职跑外卖,拼命干活
- 因为离异而跑外卖的女性在之前多是家庭主妇,与丈夫离婚后发现自己没有工作经验,无路可走,只好先跑外卖过渡
- 为了照顾孩子和家庭选择做兼职的女骑手既在意自身的母职实践,强调对于孩子的陪伴、辅导等精细化管理,又在意自己作为传统家庭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定位和预期
- 拥抱未知
- 除在第三章所阐释的农民工污名化、标签化外,女骑手还多了一层应对乡土社会公序良俗的压力
- 由于难以融入男性街头社群,女骑手无法知道抢单的技巧,也无法得到骑手间转单的庇护和照应
- 女骑手不得不由在家务劳动中“主动安排事务”的角色变为听从平台、站点、顾客的“被安排”角色
- 女性“稳定主体”的性别身份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流动性、即刻出发与使命必达的身份建构
- 这样的性别展演一方面说明了女骑手在努力地为自身的平台劳动争取合法化身份;另一方面,在实际的劳动过程中,她们不得不应对不断涌现的性别身份差异,不得不与自己的女性身份进行协商
- 示弱劳动
- 体力
- 单量大的时段需要持续高强度的体力支撑
- 生理期出现不适的情况下请假困难
- 驾驶
- 女骑手经常会被贴上“不擅骑车”“方向感差”“路痴”这样的标签
- 女骑手会有效地利用和“盘活”自己的既有资源,其中既包括传统的女性性别气质,如仔细、谨慎、耐心,同时也包括她们从家庭场域“移植”而来的交流技巧、社交技巧和亲情支持
- 体力
- 媒介化的姐妹情谊
- 女骑手群
- 分享位置和派单信息来建立社群认同感
- 养生、育儿、美容、家庭等五花八门的话题
- “外卖娘子军”
- 依托在地关系,建立社会生产场域的“小团体”
- 男骑手会加入很多“工具型”外卖群;女骑手的社群利用平台劳动进行联结,促成了原本边缘化的小团体建立起具有紧密性的关系
- 女骑手群
- 身份的桥接
- 再生产劳动通过“补给”和“调试”的方式支撑着女骑手的生产劳动,生产劳动又通过市场化的支持反过来“支撑”和“改造”她们的现有生活
- 女骑手并没有被束缚于平台既有的性别规范之中,而是在送餐实践中展现了一种“桥接式”的性别展演。这种展演从家庭再生产领域进入了市场生产领域,并最终产出了基于女骑手社群文化和女性独立的性别身份认知。
第六章 数字韧性
- 数字韧性
- 在全面数字化的劳动和生活环境中所展现出来的技术能动性
- 对现有媒介的娴熟使用
- 通过数字技术重新编排自己的生活
- 拓展线上空间的社交关系
- 形塑组织化力量与社群团结
- 通过“逆向工程”反抗算法监管
- 骑手的反抗
- 沉默而悄无声息的劳动日常
- 煽动性的公开挑战
- 在全面数字化的劳动和生活环境中所展现出来的技术能动性
- “小白骑手”:过渡与悬浮
- 围绕着陆道培医院的周边,兼具劳动者与病患家属的双重身份的“小白骑手”的人员往来和高流动的问题周而复始
- 小白骑手希望借助跑外卖获得更多的社会救助,,获取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需求加快了他们自我身份的转变
- 随着配捐比例越来越低,很多小白骑手可能选择铤而走险
- 围绕燕郊东贸站点,骑手、站长、平台、救助机构和其他参与者共同建构了一个救助场,努力延续救治的希望和可能
- “逆算法”的实践策略
- 通过微信群的联络,大强哥带领房山地区众包骑手集体抢单、相互捎单,提高了工作效率,也赚到了额外收益
- 骑手会在长期的劳动经历中摸索出一些奇特的、难以捉摸清楚的算法“民间理论”,在应对实际遇到的问题时可能十分有效
- 汾哥“引虎出山”
- “站点社群”集散整合订单
- “活地图”
- “抢单神器”
- 劳动者的“逆算法”实践会变成平台资本的免费劳力,即劳动者“自愿”成为平台技术的测试者,寻找各种BUG
- 媒介化社群
- “骑士联盟”微信群:“不接单”行动无疾而终,短暂、流动的关系最终无法成为持久性的联盟和对抗力量
- 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介成为外卖员寻找“共同体”、展现自身数字韧性的重要渠道
- 依靠外包、众包工作关系所形成的微信群具有强大的“再生产”能力
- 媒介化抗争
- 主动利用媒介进行发声
- 曝光“调价”,争取权益
- 公开抱怨,陷入尴尬境地
- 在内部社群发生表达不满
- 在短视频发声
- 主动利用媒介进行发声
结语 从“过渡劳动”到“永久零工”?
- 平台经济带来“过渡时代”
- 过渡文化:不安定与临时性成为特质
- 平台逻辑:以独特的组织形式迁入人们的生活与工作
- 劳动状态:工作的工具性,群体的碎片化
- 流动的“投机者”
- 流动多元又单一
- 阶层内的流动频繁,阶层的跃迁并不常见
- 从“暂时过渡”到“永久过渡”
- 碎片式无助
- 个人化的劳动与生活方式意味着个体要比以往承担更多的社会风险
- 阶层的区隔化产生阶层与社群之间的冲突矛盾
- 等单的焦虑和时间的碎片化使骑手失去对时间的掌控感
- 认同学习改变命运却无力改变,认知有限
- 为什么留下,为什么离开
- 骑手以离开应对“碎片式无助”
- 政府与平台建立秩序和标准以掌控过渡性
- 过渡是达成安稳生活的手段,却难以找到退出过渡的路口
- 平台资本得以用更快的速度、更高的效率、更顺滑的姿态进行自我扩张和自我丰富
- “过渡劳动”的两面性
- 这种短暂的、流动的工作指向了一群极具适应性和灵活性的人群
- 如此这般令人感到不安稳、不平等的劳动实践有某种反抗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