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和全球化的浪潮，强调竞争的市场原则逐步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一过程中，包括中国在内，世界经济始终在蓬勃发展——假如我们将若干次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略去的话。历史的车轮并不总是带着所有人滚滚向前，相反，少数人的财富雪球不断膨胀，而多数人却在贫富差距扩大的过程中被远远甩下。近十年来，我们似乎站在一个巨大的站台上，焦急地等待着驶往应许之地的新自由主义列车。然而，这趟列车早已关上车门，将上一代人匆匆载向远方。而今，我们的父辈中许多人也被无情地抛下，与我们一同站在拥挤的站台上，无助地望向前方。更令人不安的是，这片混乱的人群中逐渐浮现出一些新的身影，他们的存在激起了一阵骚动——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一个新的幽灵正在酝酿与诞生。
盖伊·斯坦丁在他的著作《朝不保夕的人》中，将这一新兴群体称为“朝不保夕者”（Precariat）。这一阶级位于传统的无产阶级工人和社会弃民之间，他们因缺乏工作稳定性、收入保障以及社会认同而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边缘地位。斯坦丁以其锐利的社会学视角，揭示了这一群体的形成及其可能对社会造成的深远影响。他认为，“朝不保夕者”不仅是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受害者，也可能成为未来社会和政治动荡的主要推动力量。自2011年首次出版以来，这本书不断被再版和讨论，而站在2024年与2025年的关隘回望，斯坦丁的许多分析和预测似乎已经一一得以验证。尽管其中某些观点可能稍显理想化或乌托邦化，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切中了现代社会不平等和经济不安全问题的核心，并为读者提供了理解当代社会结构变化的全新视角。
对于中国而言，这种“朝不保夕者”是否同样在形成？斯坦丁最关注的跨国移民问题在中国的情境中并不显著，但一个危险的朝不保夕群体正在我国逐步壮大的事实却无从回避。倘若我们鼓起勇气正视这个问题，答案将是肯定的：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女性化现象愈发明显，大学生实习热与就业难并存，养老金的逐渐耗尽令人担忧，而庞大的农村移民则成为劳动市场中最脆弱的一环。我们所经历的种种现实，与斯坦丁对“朝不保夕者”的定义和特征几乎完全契合。
作为一名青年学生，我对沦为“朝不保夕者”的潜在危险有着切身的体会。在我的身边，许多毕业的同学已经陷入了这一困境。他们被视为“挑肥拣瘦”“高不成低不就”，仿佛高考之后便踏上了不可逆转的下坡路。然而，批评他们的人似乎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这些毕业生的失败并非源自自身的问题，而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的这趟列车从未为他们预留任何位置。这一代人所面对的困境，不是他们未能登上列车，而是整列列车早已驶离，留下了空荡荡的站台。
在这样的背景下，《朝不保夕的人》的意义变得尤为重要。理解“朝不保夕者”，不仅是为了认识这个新兴阶级本身，更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所处的时代，以及我们所面临的风险。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球化背景下重新审视社会阶层结构的视角，也为探讨中国的劳动市场与社会不平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结合《朝不保夕的人》的写作逻辑，本文将从三个部分展开分析。首先，探讨新自由主义如何通过劳动市场的弹性化和全球化的双重作用，促成了“朝不保夕者”这一群体的形成；其次，分析“朝不保夕者”的构成，重点关注其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表现及显著特征，揭示这一阶级的多样性与共性；最后，以中国为例，结合书中的理论，探讨“朝不保夕者”作为一个潜在“危险阶级”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分析其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
二、新自由主义与朝不保夕者的诞生
20世纪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标志着经济思想的深刻变革。这一理论以市场为核心，主张通过放松管制、私有化以及减少政府干预来实现经济增长与全球竞争力的最大化。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效率优先于社会福祉，并将“劳动市场弹性化”视为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关键手段。在这一思想的推动下，劳动市场从一种稳定而可预测的结构，逐步转变为高度灵活但充满不确定性的状态。这种转型通过工资、雇佣、岗位和技能的全面弹性化来实现，在政府的助推下，它在短期内推动了资本的全球流动和企业的适应能力，但一个全新的、充满不安和脆弱感的社会阶级也随之诞生——“朝不保夕者”。
首先，工资弹性使本就缺乏收入保障的员工陷入更为脆弱的境地。通过个人合同取代集体合同，企业得以对员工实施差异化的工资政策，包括隐性的工资歧视。此外，削减养老金义务和其他企业福利，进一步降低了企业雇佣员工的固定成本。这种灵活性使企业能够随时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劳动成本，尤其是在经济下行时大幅削减薪资。在朝不保夕者主要依赖工资收入且缺乏社会福利支撑的情况下，工资弹性直接加剧了劳动者收入的不确定性。工资削减逐渐成为常态，加上通货膨胀使得货币工资贬值愈发严重，朝不保夕者们难以依靠弹性工资维持最基本的生活。
其次，雇佣弹性使企业能够轻松解雇员工，而无需承担过多成本。终身雇佣制和稳定的工作合同逐渐被淘汰，大量临时工、合同工、兼职工以及实习生成为劳动市场的主力军。劳动者被迫接受这些不稳定的就业形式，在缺乏长期保障的情况下，处境更加脆弱。与此同时，公共部门的萎缩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曾经作为稳定就业的重要来源的政府部门，通过商业化、私营化和外包的方式将大量公共服务移交市场运作。这一所谓的“公共私营合作”（PPP）模式，表面上提高了效率，但实际上使公共部门成为“朝不保夕者”群体的重灾区，提供的岗位不仅数量减少，还伴随稳定性和福利的大幅下降。
岗位弹性进一步加剧了劳动者的不安。企业并购和重组比以往更加频繁，既有的劳动合同和企业对员工的承诺往往在重组中被废弃，许多岗位在企业商品化的浪潮中被重新定义甚至消失。此外，为了快速适应市场需求，企业普遍推行以项目为导向的工作模式。这种模式要求员工频繁接受岗位和职责的调整，同时还制造出虚假的职业流动性，将不稳定、边缘化、毫无发展前景的岗位冠以响亮的名号，导致职衔的通货膨胀。岗位的高频变动不仅使劳动者难以积累稳定的专业技能，还进一步破坏了职业发展的连贯性。许多劳动者在不断适应变动的过程中，不仅失去了明确的职业方向，还陷入了职业成长的长期停滞。
技能弹性迫使劳动者不断接受再培训，以满足企业短期利益的需求。然而，这些培训往往集中于简单、重复性的技能，既无法提供长远发展的职业能力，也难以帮助劳动者实现真正的职业转型。在这种环境下，劳动市场的弹性特征逐渐削弱了传统工作保障的功能，将大量劳动者推向不稳定的边缘地带。与此同时，各国政府悄无声息地废除了同业和行会成员的“自律”制度，转而建立繁复的国家管制体系。这种制度变革撕裂了原有职业社群的生态，为朝不保夕群体培养出了一批学艺不精的生力军。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自主投入培训的平均收益大幅降低，关于“技能”的定义也变得越来越模糊。这种趋势使职业技能的加速淘汰成为常态，尤其对于朝不保夕者而言，这一现象更为严重。他们不仅难以通过技能积累提升自己的职业地位，还因不断变化的技能需求被反复淘汰。
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能力在新自由主义的框架下被引向了错误的方向。新自由主义将失业和贫困的问题归因于个人责任，认为这是劳动者缺乏就业能力、个人存在缺陷以及对工资和岗位抱有不切实际预期的结果。这种逻辑掩盖了结构性问题的存在，并为政策的失职提供了辩护。不稳定岗位的增加与政府失业救济金的减少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劳动者被迫接受低薪、不稳定的工作，以避免陷入更深的经济困境。
金融危机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循环。政府在危机后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弹性的政策，表面上是为了缓解就业压力，但实际上却巩固了企业对弹性劳动力的依赖。与此同时，越来越普遍的政府补贴——如短工补贴——表面上维系了传统岗位的存续，实际上却鼓励企业大量雇佣临时工，形成了“饮鸩止渴”式的恶性机制。低息贷款的补贴政策也同样如此，它掩盖了收入停滞和经济安全缺失的问题，使许多即将沦为“朝不保夕者”的劳动者忽视了自身的经济风险。
工作福利制度的实施代价高昂，却未能有效解决根本问题。许多政府提供的岗位生产率极低，甚至难以创造实际价值。更为严重的是，为了降低失业率，政府选择通过减少失业救济金的申领途径，而非创造真正的就业机会。这种做法不仅未能缓解劳动市场的压力，反而进一步挤压了失业者的生存空间。
同时，政客和评论家通过“工作使人快乐”的论调，试图转移公众对结构性问题的关注。他们推广一种以劳动和玩乐为根基的享乐主义式幸福观，鼓吹劳动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是实现人生意义的途径。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劳动者所面临的不平等与不安全，最终成为一种麻痹大众的危险论调。
通过全球化，新自由主义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市场的不稳定性。资本的自由流动使跨国公司能够快速转移生产基地，以追求最低的劳动成本。这一过程不仅直接冲击了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也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提出了严苛的要求。在发达国家，高薪、稳定的制造业岗位被转移至新兴市场经济体，取而代之的是低薪、临时性服务业岗位，大量劳动者因技能结构的不匹配而被挤出劳动市场，成为“朝不保夕者”的典型代表。而在发展中国家，全球资本的进入则通过压低工资和延长工作时长来最大化利润，使劳动者的工作条件极为恶劣。他们不仅收入低微，还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劳动权益。
三、谁是朝不保夕者
新自由主义框架下的全球化，本质上是通过转移生产成本，将经济增长的代价强加给最底层的劳动者。在全球劳动市场的不平等与不稳定结构中，“朝不保夕者”已经发展为一个跨越国界的阶级，展现出强烈的全球性特征。盖伊·斯坦丁从三个维度对“朝不保夕者”进行了阶级定义：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以及与国家的关系。
阶级的首要特征在于其独特的生产关系。朝不保夕者主要由那些在不稳定工作、失业和所谓“经济非活跃”状态（即退出劳动力市场）之间反复转换的人群组成。他们的生活充满不确定性，难以获得稳定的住房或公共资源，总是处于一种短暂和漂泊的状态。与传统无产阶级追求体面劳动和充足劳动不同，朝不保夕者更倾向于希望从劳动中解脱——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心理上。对他们而言，劳动只是工具性的，而非构建自我身份或实现社会价值的方式。
许多朝不保夕者并不渴望获得传统意义上的“稳定工作”。这一态度的形成部分是因为他们目睹了父辈被长期工作束缚，父辈们因害怕失去与“工龄”挂钩的微薄企业福利而选择忍耐。然而，即使存在对稳定工作的渴望，这种工作对朝不保夕者来说往往已不再可得。他们的真正兴趣在于重拾“从劳动中解放”的进步愿景，并确立真正有意义的工作权利。这种态度源于对经济增长的深刻怀疑，因为增长不仅未能带来普遍的社会福利，反而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外部性、生态破坏和公共资源的流失。
在分配关系上，朝不保夕者被排除于社会收入体系之外。斯坦丁提出了“社会收入”的概念，打破了传统的资本收益和工资收入的二分法。“社会收入”涵盖多种来源，包括自我生产的收入、货币工资收入、家庭/社区福利、企业福利、国家福利以及私人储蓄和投资收益。自20世纪以来，货币工资在整体收入中的占比逐渐下降，企业和国家福利的比重逐渐增加。然而，对于朝不保夕者而言，情况恰恰相反：除了工资收入以外的其他收入来源几乎完全消失。
朝不保夕者缺乏企业提供的福利，例如带薪假期、病假、公司养老金等；他们也常因缺少合法身份或稳定的劳动关系而无法享受国家福利，仅能依赖于不确定的、基于酌情决定的社会援助，甚至完全被排除在福利体系之外。此外，他们也难以利用公共资源（如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和设施）或家庭和地方支持网络。在全球资本收入的分配中，其他阶层通过企业养老金、股权和投资收益获得资本增值，而朝不保夕者却被排除在这一体系之外，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经济脆弱性。
最后，朝不保夕者在与国家的关系中，常被视为失权者。这里的“国家”不仅包括政府，还指维持社会秩序和分配收入与资产的各种制度和机制。与核心工人阶级和薪资阶层相比，朝不保夕者被剥夺了许多基本的公民权利。他们缺乏稳定的社会保障和法律保护，在社会福利体系中地位边缘化，更多依赖于官僚机构的“善意”或施舍。
更为严重的是，朝不保夕者的身份常被妖魔化或道德化。他们不是被视为需要社会保护和支持的对象，而是被批评为懒惰、无用，甚至被视为社会秩序的潜在威胁。这种刻板印象不仅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社会孤立感，还为政策的忽视甚至惩罚提供了借口。在缺乏制度支持的情况下，朝不保夕者被迫在一个对他们充满敌意的社会中艰难求生。
大多数人都有可能沦为朝不保夕者，而女性、年轻人、老年人和移民则尤其如此。
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化，越来越多的女性步入职场，并且能够胜任灵活性较强的岗位。然而，这一趋势并未显著改善女性的劳动处境，反而让她们背负起更为沉重的“三重负担”。首先，女性不仅需要进入劳动力市场养活家庭，还必须照顾孩子和家庭，同时承担起赡养老年亲属的责任。这样的多重角色使得女性的生活充满压力和不稳定性。此外，家庭工资的消亡也意味着男性不再能够通过一份工作维持全家的生计，进一步加剧了女性的劳动负担。对于许多女性而言，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性不仅让她们面临失业的恐惧，还将部分女性推向经济边缘，迫使她们在性产业中谋生。而这种趋势也冲击了男性传统的性别角色认知，导致男性失去抱负，沦为“妈宝”或“回力镖男孩”。不稳定的就业环境还让许多人对婚姻和生育望而却步，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的现象逐渐增加。
年轻一代正成为朝不保夕群体中最具代表性的成员。他们初入劳动力市场便被分配到不稳定岗位，许多人长期停留在临时工的状态，而转为长期雇佣的可能性却越来越低。这种状况不仅挫伤了他们对未来的信心，也加剧了他们的经济和社会不满。工人阶级社群的凋零给年轻人带来了三方面的挑战：他们目睹父母失去地位、收入、尊严和稳定的生活；缺乏可以效仿的职业榜样；最终陷入“不稳定劳动陷阱”，被迫接受低工资和间歇性失业的生活模式。教育商品化进一步恶化了这一状况。大学学费的高昂和学债的沉重负担让许多年轻人在临时低薪工作中挣扎，还债无望，而教育系统的市场化和标准化却未能为他们带来更好的就业前景。实习生文化的盛行使年轻人竞相争夺无薪或低薪岗位，而弹性工作使他们难以形成集体行动，争取更稳定的未来。
养老金制度的危机使得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不得不重返劳动市场，从“提前退休”转向“退而不休”。老年人较低的职业期望使他们更容易接受没有前途的低薪工作，其中一部分人只是为了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而另一部分则为生计所迫，不得不从事任何工作。这种现象不仅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性，还让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政府为支持老年人就业提供补贴或鼓励企业留住老员工，这种做法在短期内缓解了养老金制度的压力，但也制造了更多的不稳定岗位。老年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存在成为保护性监管效力的最后阵地，同时也让朝不保夕群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移民是朝不保夕者中最为边缘化和脆弱的群体之一。随着全球化的加速，移民数量达到了历史高点，其中非法移民比例激增。尽管这些移民为经济体系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但他们的合法权益往往得不到保障，甚至被妖魔化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移民不仅从事着高强度、低工资的工作，还必须忍受社会歧视和政策排斥。即使是合法移民和持有临时居留权的劳动者，也受到分配机制的排斥，难以提升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环境移民、难民和跨国季节工等群体则更加失权，他们不仅在劳动市场中处于最底层，还在社会文化领域被进一步边缘化。移民作为一支流动的劳动力预备队，加速了全球朝不保夕群体的增长，同时加剧了社会对经济衰退和失业的恐惧。
四、中国正在孕育朝不保夕的人吗？
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朝不保夕者”阶级正在逐渐成形。尽管中国的劳动市场有其独特的制度背景和发展轨迹，但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共同影响使得“朝不保夕者”这一现象在中国逐步显现。在经历了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之后，灵活就业、教育商品化、人口老龄化共同孕育着中国的危险阶级。
政府在倡导经济转型的同时，也大力推动“灵活就业”作为缓解就业压力的解决方案。但“灵活就业”本质上只是一种不稳定劳动的扩展形式。大量青年初入职场便进入零工经济或短期合同岗位，而非传统的稳定雇佣关系。他们的收入高度波动，社会保障覆盖不足，职业发展前景极为黯淡。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兴职业群体成为这一趋势的典型代表。他们在数字化平台的操控下，被迫接受低薪、灵活却高度剥削的工作，而缺乏任何议价能力。这种劳动形式不仅导致个体劳动者的经济不安全，也加剧了整个劳动市场的不稳定性。
高昂的教育成本和激烈的高考竞争让许多家庭倾尽全力支持孩子完成学业。然而，大学毕业并未带来稳定的工作和良好的经济回报。大量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中徘徊，面临“高学历、低技能”的困境。他们被迫从事与学历不匹配的低薪岗位，以无偿实习积累经验。与此同时，教育的市场化和分流化使年轻人面临更多的不平等。许多学生被迫考研，但在学历贬值的趋势下，毕业后依旧缺乏竞争力，直接被推向“朝不保夕者”的行列。
养老金缺口和老龄化成本的上升迫使许多老年人重返劳动市场。他们成为劳动市场中的低薪岗位主力，承受着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却没有获得与劳动付出相匹配的收入保障。与此同时，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的竞争加剧，进一步压缩了年轻劳动者的就业空间。这种趋势不仅加剧了代际矛盾，也让劳动市场的不稳定性进一步扩大。
这是一个危险的阶级——同时经历着愤怒、失范、焦虑和异化的感受。他们从事的工作通常技术含量低、毫无发展前景，这不仅让他们缺乏职业成就感，也加剧了经济上的不安全感。他们的劳动不再具有个人意义或社会价值。他们所做的事情既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赢得他人的尊重或认可，而是被迫为他人效力，纯粹出于生存的需要。这种被剥夺的劳动意义让他们更容易对现有社会秩序产生疏离感，进一步削弱了他们对社会的认同，同时增加了社会动荡的风险。
2024年11月11日，珠海体育中心一名62岁的离异男子驾车冲撞锻炼人群，造成35人死亡、43人受伤。不到一周，11月16日，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一名应届毕业生因考试不合格未能拿到毕业证，同时对实习报酬不满，愤而回校行凶，造成8人死亡、17人受伤。过去一年内，全国多地接连发生多起令人震惊的社会治安事件，在这些事件背后，是一个被忽视却愈发壮大的社会群体。朝不保夕者的困境，不仅是个体问题，更是社会结构性矛盾的集中体现。如何通过政策改革和社会支持体系的完善，从连结走向团结，缓解这一群体的不满和疏离，毫无疑问已经成为我们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