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avon, D. (2024). Reiterated Fact-Making: Explaining Transformation and Continuity in Scientific Fac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9(5), 849-875.
导论
- 科学事实
- 形塑着我们理解世界、他人乃至自身的方式
- 关于这些根本性科学事实的认知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 知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即关于科学事实的认知与其应用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科学社会研究的核心议题
- 研究问题
- 一个事实如何被确立为知识与实践对象，又如何持续发生形变？
- 特定时刻对事实的界定（其名称、本质及应对方式）如何创造延续性遗产，既推动又限制后续变革？
- 对科学事实的比较历史分析能如何揭示其所在知识生产社会场域的变迁？
- “重申式事实构建”（reiterated fact-making）解释框架
- 不同时期的主导可能性条件
- 围绕事实构建的专业知识网络、社会动员与权力关系的动态变迁
- 事实演化过程中积累的物质与认识论路径依赖
- 研究案例
- 追溯1959年以来美国三种遗传变异（XYY、脆性X染色体、22q11.2微缺失）作为科学与社会事实的非均衡历史
- 过去六十年间，遗传变异呈现出深层延续性与根本变革的辩证统一
- 全文结构
- 勾勒案例研究的整体轮廓
- 综述科学社会学及科学史领域的相关研究
- 阐述重申式事实构建框架的理论基础与三维解释模型
- 以XYY、脆性X及22q11.2微缺失为例，解析遗传变异作为科学与社事实的非均衡历史
- 探讨该框架对科学社会学与知识研究的普适价值
- 科学事实
一、遗传变异与人类神经发育差异
- 1959年，显微镜下的染色体研究首次揭示了人类基因组的差异性
- 克兰费尔特综合征患者携带XXY性染色体
- 21号染色体三体（即三条而非正常两条）被发现与唐氏综合征关联
- 发现与已知病症无关的染色体异常——“超雌女性”，即携带三条X染色体（现称X三体）
- 此后数十年间，人类遗传学家鉴定了数百种染色体异常与基因突变，这些变异被用于界定与神经发育差异、先天畸形及医学问题相关的新病症
- 此类变异在生物医学文献中作为科学事实存续时间长且轨迹清晰
- 遗传变异赋予疾病分类明确的科学事实边界，便于比较历史案例分析（可追溯变异首次发表于期刊或数据库的起点，并循其后续演变）
- 当遗传变异首次发表于期刊或数据库时，其即成为科学事实
- 但仍需漫长历程方能成为临床医生、患者及家庭关注的核心事实
- 如今发现此类变异可能深刻重塑患者生命——指导治疗、规划预期、形塑社群、激发倡导运动并构建身份认同
- 然而，多数遗传变异未经历此类转变——为何某些变异能从学术研究的边缘对象，跃升为跨领域实践指南，激发微型社会运动？
- 1959年，显微镜下的染色体研究首次揭示了人类基因组的差异性
二、学术背景与文献综述
- 社会对科学事实的集体回应不仅引发现实层面的重要变革，更可能导致事实本身的根本性重构
- 科学事实的偶发性与不稳定性更添复杂性
- 起源往往脆弱：知识对象诞生于实验室等高度依赖情境与设备的场所，通过科学实践者的精细记录与政治定位被编码为事实（拉图尔）
- 可能面目全非或彻底失却事实地位：燃素论、瘴气说、自然发生说、面目全非的“基因”概念
- STS谱系
- 达斯顿：“应用形而上学”，探讨科学实践中知识对象的显隐动态
- 哈金：”历史认识论”，剖析科学概念与事实性的历时变迁
- 本文
- 突破”科学家视野中心论”，关注事实在实践场域外的社会生命
- 聚焦事实科学生涯中”黑箱化”的稳定阶段——看似平淡的存续期往往蕴含更深层的社会学意义
- 科学创新的源泉：科学事实与其试图捕获的”物自体”间始终存在认识论鸿沟
- 致病变异不会因遗传检测技术的应用自动呈现为明晰事实
- 初始阶段：仅在特定实验系统中显现模糊指涉
- 稳定阶段：逐渐稳定化为”技术事物”，可跨检测平台与研究项目流通
- 颠覆阶段：开启跨越科学与社会场域的颠覆性新生涯
- 致病变异不会因遗传检测技术的应用自动呈现为明晰事实
- 医学史经典研究传统
- 揭示科学事实的历时多重性的经典研究
- 哈金的“回环效应”：专家分类引发的实践干预改变被分类者，后者反应促使分类标准修订，形成知识-实践-主体的动态循环
三、重申式事实构建
- 理论基石
- 弗莱克
- 事实——被视作真实存在且具备可述属性的对象
- 通过梅毒诊断史揭示科学事实的动态建构
- 科学事实的形塑不仅依赖”深奥圈”（esoteric）专家的前沿研究，更需”通俗圈”（exoteric）实践者与公众的参与
- 改造海杜的”重申式问题解决”模型
- 保留其叙事分析与路径依赖相结合的优点
- 但突破”固定行动者应对同类问题”的前提假设
- 以事实而非行动者作为比较常量，通过分析不同历史阶段行动者网络的目标转换解释变迁
- 卡隆的”转译社会学”
- 事实的同一性取决于关系网络状态与转译过程的历史轨迹
- 弗莱克
- 三维解释模型
- 可能性条件
- 概念
- 源起康德：提出人类无法构想脱离空间的三维物体或缺乏因果性的经验世界，由此推导出”经验对象可能性的先天综合条件”
- 福柯赋予该概念社会学意涵：任何陈述、事实或理论仅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认知框架内才具可理解性
- 后期福柯进一步扩展至政治、文化、制度等要素构成的”装置”——正是这些异质要素的聚合使特定知识-权力复合体成为可能
- 操作
- 关键在于锁定相关外生变量，解析其如何使特定事实表述成为可思或可行
- 沉浸于科学事实的历史脉络，运用溯因与反事实推理剔除冗余
- 本文案例将聚焦基因检测技术演进、数据传播机制、制度（去）建制化与现代患者倡导运动的兴起
- 概念
- 专业知识网络、社会动员与权力
- 与科学事实直接互动，贯穿从发现、精炼到应用、反应、抵制乃至反驳的全过程
- 不仅关注实验室研究或核心行动者通过新事实”转译”利益，更强调科学事实在稳定化后仍随网络变迁持续演变
- 强调
- 事实网络的构成兼具人类与非人要素：由人、人工物与制度构成的韧性网络，支撑着科学事实的生成、传播与存续
- 网络变迁引致事实转型：当事实进入新学科、实践场域与公共空间时，其认知边界、应用场景与争议焦点均被重构
- 路径依赖
- 路径依赖：解释特定时期偶发事件如何触发确定性进程，锁定看似未决的结构
- 科学事实的路径依赖
- 认识论路径依赖——既有的研究发现、定义、测量标准与事实表述构成认知框架
- 物质路径依赖——检测工具、干预手段、基础设施与数据库等物质条件为事实认知与实践划定边界
- 可能性条件
- 理论基石
四、基因变异的构建与重构：重申式事实构建如何解释致病性变异的科学事实化？
- 基于一项运用重申式事实构建框架的大型研究项目，通过分析基因组命名作为界定和诊断人类疾病及差异方式所经历的60年历史展开探讨
- 综合运用田野调查、访谈与口述史、文献计量分析、档案研究，以及对生物医学文献的谱系学分析
- 研究发现
- 1960-1970年代：科学事实化的社会动能不足的基因变异
- 可能性条件
- 1959年——人类首次具备观测基因组（genome）异常的技术能力
- 细胞遗传学 -> 病理解剖学：各类新发现的变异与综合征迅速涌入学术视野
- 携带基因变异的个体多被收容于精神病院或教养机构
- 便利了遗传学家获取研究样本
- 严重阻碍了基因诊断的临床应用
- 不过，XYY综合征被发现与收容机构、监狱等封闭人群关联，与弥漫的暴力犯罪恐慌共振，成功突破学术边界成为公共科学事实
- 科学机构深度介入
- 主流媒体持续渲染
- 专家、政策制定者与公众共谋，这一基因变异被塑造为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科学答案
- 然而，多重行动者的介入最终瓦解了这一知识网络
- 非犯罪群体中XYY个体的发现，其与暴力犯罪的关联性遭到质疑
- 通过儿童群体抽样消除选择偏倚，XYY的科学叙事开始崩塌
-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科学为民”（Science for the People）等反优生学组织发起抵制运动，激烈的伦理争议迫使相关研究终止
- XYY知识网络灾难性崩塌的路径依赖
- 作为研究课题被去合法化并遭到忽视
- 其与认知行为表型间的错误关联仍残存于中学教科书与过时文献
- 保留为流行文化中的犯罪符号
- 作为产前检测的偶然发现，使准父母陷入是否终止妊娠的道德困境
- 可能性条件
- 1980-1990年代：重构基因变异作为科学与社会事实的地位
- 新的主导可能性条件
- 去机构化运动：携带致病性变异的个体多与家人在社区中生活
- 患者倡导运动：为当前激活基因变异作为科学事实的社会动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与行动”剧目”
- 自闭症患者/家长运动的迅速崛起：改变了围绕神经发育差异的倡导格局，并成为推动罕见遗传变异研究的重要力量
- 新的遗传学技术使越来越多的变异进入科学视野
- 有效患者倡导运动的兴起
- 雏形：1980年代初，脆性X专家与患者家长在丹佛某家庭厨房组建支持团体与基金会
- 发展：精准倡导策略联合研究者、临床医生尤其是患者家庭
- 壮大：2000年代，”美国脆性X基金会”（NFXF）成为集研究、护理与社会动员于一体的核心组织，与自闭症组织建立联系，将脆性X建构为自闭症的遗传模型
- 成效：通过逐步构建联结患者、跨学科专家及技术工具的阶梯式网络，脆性X同时实现了作为科学事实与社会/政治议题的转型
- 多重路径依赖
- 选择偏倚导致脆性X与智力障碍形成自我强化的关联，致使众多携带者漏诊
- 其与自闭症的强关联既促进也制约了后续治疗研究
- 新的主导可能性条件
- 199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基因变异与基因组命名综合征成为重要科学事实
- 新可能性条件
- DNA与人类基因组的文化影响力持续增强
- 检测日益常规化与普及化
- 大型数据库使临床医生可快速获取数千种遗传病详细信息
- 对常引发先心病等致命问题的变异而言，心脏学科与新生儿护理的创新显著提高了患儿存活率
- 后基因组研究者与药企日益将罕见遗传病视为”实现分子医学承诺”的关键
- 患者倡导已制度化为医疗政治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残疾人法案》与《罕见病法案》等支持性政策相继出台
- 脆性X运动创造的系列社会动员剧目，为其他倡导组织提供了明确模板
- 22q11.2DS研究者与倡导者建立活跃基金会，与关注精神分裂症、焦虑症等共病的科研机构及药企建立紧密联系
- 22q11.2微缺失从假定导致罕见临床疾病的”致病基因”，循环演变为具有庞杂社会世界与复杂表型谱系的边缘常见病——22q11.2DS，其表型特征时常模糊正常与病理的边界，成为能够改变患者生活的科学、临床与社会事实
- XYY的复兴
- 再次成为重要诊断标签——既延续了1960年代XYY的某些特征，又经历了深刻的认知转型
- 尽管”犯罪染色体”的污名叙事尚未完全消退，全新的认知框架已然形成
- 路径依赖
- 各类选择偏倚：临床医生往往仅对具有典型表型（如22q11.2DS的特定心脏缺陷或脆性X的严重发育迟缓）的个体进行基因检测，导致不同临床表现的携带者被系统性遗漏
- 在某些情况下，新发现的基因变异可能与现有临床疾病分类体系存在复杂关联，导致认知混乱并加剧选择偏倚（e.g.坚持传统VCFS命名的研究者及其”VCFS教育基金会”，与倡导统一命名的”国际22q11.2基金会”阵营形成对峙）
- 催生出物质性路径依赖：跨代际基因检测技术对变异边界的界定、现有确诊人群的构成、与变异身份认同绑定的社群结构、其作为科研与实践对象流通的制度场域、在基因检测套餐中的纳入/排除状态、患者注册库与生物样本库中的数据和标本等要素均受此影响
- 将某基因变异纳入产前检测套餐的决策（往往具有高度偶然性），将根本性改变其社会认知，甚至引发关于该变异是否”可规避”或是否符合”值得生存的生命”标准的伦理争议
- 患者倡导运动本身的建立充满历史偶然性——其发生的时间、地点尤其是是否发生均具有不确定性。大量基因变异与基因组命名疾病虽已在文献中确立为科学事实，却未能突破学术边界。
- 新可能性条件
- 1960-1970年代：科学事实化的社会动能不足的基因变异
- 基于一项运用重申式事实构建框架的大型研究项目，通过分析基因组命名作为界定和诊断人类疾病及差异方式所经历的60年历史展开探讨
五、讨论
- SARS-CoV-2病毒及其引发的COVID-19疾病——科学事实随时间展开的动态过程，从未如此清晰地要求社会学者予以理论回应
- 新型冠状病毒作为科学事实在不同地域呈现迥异形态——这种差异根植于各异的既有可能性条件
- 各国应对疫情所调动的专业知识网络、社会动员机制与权力结构存在显著差异
- 人类对SARS-CoV-2的差异化应对将持续塑造该病毒及其后继者的未来，更将深远影响医学、公共卫生等领域的诸多议题
- 重申式事实构建的意义
- 科学事实如何在可能性条件、专业知识网络、社会动员机制与路径依赖的共同作用下被持续建构与重构
- 可应用于既定事实、争议性事实或”未竟科学”案例
- 两点要义
- 科学事实常在不同学科与场域中被”具身化”为差异形态
- 任何研究都无法穷尽科学事实的所有维度——研究设计取决于具体问题意识
- 本文深植于科学史与社会研究丰沃传统，但重申式事实构建理论为社会学者开展科学事实的比较历史分析提供了专属框架。通过将事实严谨置于叙事解释的核心，我们能为传统STS领域议题注入新见。唯有如此，方能真正阐释科学事实如何萌发、如何在互动中平衡延续与变革、如何塑造人类生命轨迹
- SARS-CoV-2病毒及其引发的COVID-19疾病——科学事实随时间展开的动态过程，从未如此清晰地要求社会学者予以理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