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ss，这是一篇基于我们刚才讨论内容的学术论文初稿。
这篇论文尝试将安德鲁·阿伯特的职业社会学理论创造性地应用于国家治理研究，将国家视为一个拥有最高垄断权的“职业主体”，通过对中国百年人口史的纵向分析，揭示“人口问题”是如何被社会性地建构出来的。
论文题目：作为职业工作的国家治理：中国人口问题建构的管辖权演变 (1912-2025)
State Governance as Professional Work: The Jurisdictional Evolu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Population Problem
摘要
本文借用安德鲁·阿伯特在《职业系统》中的理论框架，将国家视为处理人口事务的特殊“职业主体”，探讨“人口问题”如何从生物学和社会学的客观事实，转化为国家治理的主观管辖对象。通过梳理民国时期至今的四个阶段，本文分析了国家如何通过诊断（Diagnosis）、推论（Inference）和治疗（Treatment）机制，在不同历史时期竞争并确立对人口的解释权。研究发现，中国人口治理的历史，是管辖权依据从“民族生存”转向“政治经济”，最终固化为“控制论工程”并面临当代危机的过程。这一过程揭示了职业分类系统对社会事实的重构力量，以及过度推论与治疗滞后带来的管辖权危机。
关键词：人口治理；安德鲁·阿伯特；职业系统；管辖权；诊断与治疗
一、 导论：被建构的“人口问题”
人口现象本身——出生、死亡、迁移——具有客观的自然属性，即阿伯特所言的“惰性力量”（Inert force）。然而，为何在特定的历史时刻，人口数量的增长被视为“国家强盛的基石”，而在另一时刻却变为“现代化的最大障碍”？
传统研究多从人口学或公共政策角度分析政策的得失，却鲜少关注“问题本身是如何成为问题”的。本文引入职业社会学视角，认为国家在人口治理中扮演了“超级职业人”（Super-professional）的角色。国家通过垄断性的行政与知识力量，将弥散的个人繁衍行为“总括”（Colligation）为宏观图景，通过竞争排除家庭、宗教等其他管辖主体，并建立起一套排他性的诊断与治疗系统。
二、 理论框架：职业工作的三个环节
根据阿伯特（2016）的理论，职业确立管辖权的核心在于对人类事务的抽象化处理，其机制包含三个环节：
诊断（Diagnosis）：将客观信息纳入职业知识系统，进行分类（Classification）。
推论（Inference）：在诊断与治疗之间建立逻辑链条，应对不确定性。
治疗（Treatment）：针对分类后的问题实施干预。
在人口治理中，国家面临特殊的挑战：人口变化的时间滞后性极长，导致“治疗”效果难以即时验证，这使得国家必须极度依赖“推论”来维持其管辖权的合法性。
三、 历史社会学分析：管辖权的四次争夺与重构
（一） 1912-1949：作为“种族生存”的诊断
在这一时期，人口管辖权正从宗族和神权向现代民族国家转移。
管辖权竞争：面对列强的地缘政治压力，孙中山等政治精英击败了马尔萨斯主义的早期信奉者。
诊断逻辑：国家将人口总量的相对停滞诊断为“亡国灭种”的先兆。此时的分类系统基于“民族竞争”，人口被赋予了“兵源”和“种族存续”的主观属性。
治疗困境：由于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的薄弱，尽管有鼓励生育的意愿，但缺乏介入乡村基层的“治疗手段”，管辖权更多停留在话语层面。
（二） 1949-1978：政治经济学的二律背反
新国家建立后，国家能力空前强化，得以直接干预家庭。这一时期人口治理呈现出明显的职业内部竞争特征。
诊断的冲突：
“人手论”（毛泽东）：基于革命动员经验，将人口诊断为“生产者”。分类系统强调人的能动性（“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人口论”（马寅初）：基于资金积累模型，将人口诊断为“消费者/负担”。
管辖权确立：政治逻辑压倒了早期人口学逻辑。1957年后，“节育”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想遭到排斥。
治疗的反复：虽然官方推崇多生，但70年代初面对物质短缺的客观事实（惰性力量的反扑），国家不得不通过“晚、稀、少”进行隐蔽的调节性治疗。
（三） 1979-2010：控制论与工程治理的极致
这是中国人口治理最关键的转折点。宋健等人引入的自然科学（控制论）知识，彻底重塑了人口问题的管辖权基础。
诊断的科学化（Scientization）：人口被剥离了社会属性，被重构为数学模型中的“生物变量”。分类系统以“人均GDP”为核心，将人口定义为“分母”。
过度推论（Over-inference）：通过计算机模拟百年后的资源崩溃图景，确立了“必须立即刹车”的合法性。阿伯特指出，当失败成本被描述得无限大时，职业推论将压倒一切伦理考量。
外科手术式治疗：独生子女政策实施。这是一种将社会复杂性极度简化的“排斥法”治疗，通过严格的行政手段切除“计划外”的出生量。
（四） 2011-至今：结构性危机与管辖权的动摇
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旧的诊断系统失效，国家面临新的管辖权危机。
诊断的再重构：从“分母”转向“资源”（劳动力与社保基础）。老龄化取代人口膨胀成为核心病灶。
治疗的失效：国家试图通过放开生育（二孩/三孩）进行“康复治疗”。然而，阿伯特所谓的“委托人抗拒”出现——现代个体（特别是女性）发展出了对抗国家分类的个人主义话语，拒绝将自己归类为生育工具。
时间结构的惩罚：由于此前“治疗”持续时间过长，人口结构的不可逆性（Irreversibility）暴露无遗，导致当前的政策干预在短期内难以见效，削弱了国家作为“人口医师”的专业权威。
四、 机制分析：职业视角的反思
1. 分类系统的暴力与遮蔽
国家在构建人口问题时，倾向于使用便于管理的“治疗式分类”（如：城镇/农村，体制内/体制外）来替代复杂的“诊断式分类”。这种简化虽然提高了行政效率（治疗效率），却遮蔽了生育行为背后的文化、心理和经济动因，导致政策经常出现“药不对症”。
2. 推论的风险与误差容忍度
在80年代的决策中，控制论模型对人口行为进行了确定性推论，忽略了人类行为的适应性。阿伯特警告说，逻辑链条越长，外部干扰越多。当年的推论未预见到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生育意愿自然下降，导致了手段的过激（Over-treatment）。
3. 剩余领域（Residuals）的反击
长期以来，人口治理关注“数量”和“结构”，忽视了“情感”、“权利”和“养育成本”等剩余领域。如今，这些被忽视的因素构成了“低生育陷阱”的核心，成为国家管辖权难以触达的盲区。
五、 结论
“人口问题”并非自然生成，而是国家这一特殊职业主体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通过与竞争对手（宗族、市场、个人主义）的博弈，利用特定的知识系统（民族主义、政治经济学、控制论）建构出来的。
中国人口治理的历史教训表明，过度的工程化诊断和强制性治疗虽然能短期内解决数量问题，却会破坏职业系统与委托人（民众）之间的信任契约。未来的治理转型，必须从单纯的“控制与调整”转向“服务与回应”，将人口从冷冰冰的“指标”还原为具有主体性的“人”。
参考文献
[1] Abbott, A. (1988). 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 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16).
[2] Greenhalgh, S. (2008). Just One Child: Science and Policy in Deng’s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 梁中堂. (2014).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史论. 中国发展出版社.
[4] 孙中山. (1924). 三民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