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丨分类与编码

• 01 引言
  • 统计使先验分离的事物保持在一起，从而为更大、更复杂的对象提供现实性和一致性（按：制造结构）。本书即是追踪使这些对象在社会和技术上的广泛使用成为可能的形式主义和机构的建立
    • 回顾分类与编码的知识理论传统
    • 讨论这些分类重要历史工作的例子
• 02 统计学的分类

	唯名论	唯实论
起源	十八世纪的德国统计学	法国的卫生运动 英国的公共卫生运动
类型	政府统计学	道德统计学
对分类的观点	一种基于稳定且常规化程序恰当地编码实践的约定	类别由统计学揭示
目标	定义类别，从而对案例编码	根据数据结构，推断潜在类别

• 03 生物学的分类
  • 观念变化
    • 16世纪：每个物种都独一无二
    • 18世纪：根据外部变量分类（大小、线条、形状和相对位置）
    • 19世纪：采用更综合的内部变量（骨架、呼吸、循环……）
  • 影响
    • 提供了系统和标准的概念
    • 发展出进化论、优生学等思想

	林奈Linné	布丰Buffon
自然观念	整个自然都能被纳入一个分类系统	自然过于复杂多样且丰富，难以被纳入僵化的框架之中
分类目的（？）	揭示自然的秩序	建立自然的秩序
分类方法	排他性地选择一些特征，基于这些特征创造类别	局部比较，不断重新分组，逐步定义亲属关系表
分类想象	少量默认先验的标准定义出潜在的类别空间，由自然中的实体填充	自然是一个多维的连续体，类别只存在于想象之中

• 04 社会学的分类
  • 《原始分类》（涂尔干&莫斯，1903）
    • 强调社会群体与逻辑群体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前者结构决定后者的机制（按：逻辑群体是一种通过社会结构和分类逻辑而形成的群体，其成员的思维和行为受到群体规范和分类体系的影响，如职业群体）
      • 先有社会类别的分类，后有其中的群体对事物的分类，事物是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建立起社会、象征性和逻辑分类之间的联系，排除了“技术分类”以及“与实践密切相关且涉及行动的区分”
    • 将结构简化为一种“测量”操作，仅次于概念化过程
  • 对科学知识理想（追求真理）与日常行动（依赖于被认为不纯净、近似且可能带有偏见的类别）的区分，长期以来使得对社会科学所使用的定义、命名法和编码进行理论与实践的审视几乎难以想象
• 05 知识与行动的循环性
  • 分类/编码往往隐藏在日常之中，当其成为决策时则更加明显，特别是三个领域
    • 法官运用法律 -> 案例不断累积，最终成为法律
    • 医生描述疾病 -> 19 世纪 30 年代，描述引发争论
    • 学校测试学生 -> 学生被划分为不同类别
  • 知识与行动的互动
    • 数据：组织化行动的结果
    • 信息：对数据进行格式化和结构化的分类
    • 知识：对信息的合理积累
    • “行动 - 数据 - 信息”构成一个闭环
    • 统计能否成为其他行动者必须经过的节点，取决于能否牢固地连接这一循环的各个环节
  • 知识与行动的相互作用，在统计机构直接进行的调查中，比作为行政行为的副产品生产的数据，更具整体性且更加隐蔽
    • 统计学家如何感知和识别对象，将其描述并归入类别，在表格中进行汇总和分配，展示出社会的变迁
• 06 工业活动：不稳定的联系
  • 1750年左右，政治经济学诞生，讨论国家在经济领域采取行动的方式，从科尔伯特开始，君主制国家试图对国家的经济活动进行清查，开启了一系列主要针对工业的统计调查，但由于国家生产和经济行为的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在三个多世纪里断断续续进行的工业描述尝试随着时间的推移使用了完全不同的类别
    • 1788年，法国托洛桑提出的分类法为工业统计提供了框架，直至1847年，受重农学派影响，主要类别根据所用原材料的来源划分的：矿产品、植物产品（如棉）、动物产品（如羊毛）
    • 工业技术迅速变革，新机器不断涌现，工业挑战统计学，1841年调查，目的不在于计数，而在于定位和描述当时数量仍然较少的工业企业
    • 工业化全面展开，雇主们根据产品类别组织成专业工会，1861年，一项新的工业调查将工业活动不再按产品分类，而是按其用途分类
    • 1891年SGF（法国统计总署）融入新的劳动办公室，工业和其他经济信息通过间接方式产生，1896年的人口普查包括了有关被调查者从事的经济活动以及其工作单位的地址，以及其职业的问题，因为数据不涉及产品、来源和用途，最终采用生产技术（基于对职业的考察）对工业活动分类
    • 1940年以后，随着专业工会开展的“行业调查”，产品/原材料标准再次出现，后续的分类名称结合了这些不同的方法，主要依赖于一种“关联标准”，倾向于将经常在同一企业中关联的活动归入同一类别
• 07 从贫困到失业：一个变量的诞生
  • 法律和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编码发生变化，雇佣关系开始受到特定立法的规范，工作和工资阶层引发的问题成为具有统计职能的原始机构的推动力，失业逐渐取代了贫困的概念
    • 1835年《济贫法》
      • “最低资格”：将给予有劳动能力男性的室内救济与强制劳动和济贫院中特别有威慑力的生活条件联系起来
      • “院外救济“：在受助者的家中或至少在济贫院外给予女性、老人或病人救济
    • 统计被用于讨论这一体系的成效
      • 1895年，尤尔基于自 1835 年以来就存在的救济机构的活动数据，通过回归方法试图证明增加室内救济并不会减少贫困
        • 尤尔使用的数据全部来自管理地方救济局（济贫法联盟）的地方办公室，自变量是室内救济，因变量是贫困，两者是互为因果的
      • 1880年代，布斯通过组织专门调查的数据打破了现成的分类，关注家庭收入的特征（特别是规律性），将人口划分为八个类别，试图提出消除贫困的措施，从而为失业概念做好了准备（失业是暂时失去有规律收入的工资收入职位）
• 08 连续的、一维的、分层的社会空间
  • 布斯通过分类构建、实地调查、数值评估和行动定义使客观事物变得可以被理解和处理，并根据具有道德、心理、社会、经济、认知和政治特征的模型被标记和连接
    • 布斯的分类与潜在假设（这一分类反映了一个根据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公民价值）相结合，将社会空间表现为一个连续的一维尺度，将个体的情况总结为一个可量化的指标
    • 无论是连续的还是离散的数学形式，都被用来支撑对人的不同描述原则，进而形成类别和集体事物（阶层），1890 年至 1914 年间的英国社会辩论中，充满了各种使用不同数学形式和描述原则的例子
      • “社会改革者”：贫困的原因在于不受限制的城市化和人口的连根拔起，这些人口被堆积在悲惨的贫民窟中，疾病、酗酒和卖淫猖獗。城市环境、居住条件、卫生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价值观的退化解释了困境情况的积累
      • “优生学家”：生物和遗传属性是解释人类状况不平等的原因，公民价值和能力通过一个人的职业和社会价值来表达，布斯类别的有序尺度可以作为标准化这一测量的基础
  • 辩论的变化
    • 在 1905 年左右之前，社会改革者使用地理数据，依赖地方慈善改善贫困问题；优生学家在实验室中研究遗传定律，得出的结论对全国有效
    • 1900-1910年之间，新一代社会改革者与工党联系，通过调节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法律表达贫困问题，重新定义失业（工资工人与其老板之间的纽带的中断），建构全国化的统计描述——1911 年人口普查的社会阶层命名法
      • 专业人士（I）
      • 中间群体（II）
      • 熟练工人（III）
      • 半熟练工人（IV）
      • 非熟练工人（V）
• 09 从手工艺到技术工作
  • 法国的社会职业分类体系更多地反映出过去两个世纪劳动组织历史的各个阶段，其更具多样性，使得人们能够构思和描述一个具有多个维度、比英美能力尺度更复杂、更接近布丰（Buffon）方法而非林奈（Linne）体系的社会领域。这一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1850s：受到传统行业结构的显著影响
      • 1791年，传统行会制度被废除，但行业的社会组织和词汇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 1800年，沙普塔尔（Chaptal）的问卷，带有重农思想印记，根据人们的收入来源进行区分：土地、国家、“工业和机械工作”（通过学徒制获得技能的职业，如医生、律师），其他所有行业（包括非熟练工人、仆人或乞丐）
      • 在这种按行业和贸易组织的法人团体塑造的世界观中，职业与家族知识和遗产的传承密不可分（“实际从事职业的个体；依赖这些个体的工作或财富生活的家庭成员；伙计（为其提供个人服务）”，但师傅与伙计的区分在19世纪逐渐转变为20世纪劳动立法中的雇主-雇员关系
      • 个人活动和集体活动分类的一致性延续到1940年代（面包师-面包店，医生-医疗），此时企业内部的分类：雇主和工人两者之间界限还不清晰，形成了一种混合的分类体系，
    • 第二阶段，1850s-1930s：有薪和无薪工人之间的区别开始出现
      • 1872年，一个新的区分：“雇主或负责人、职员或雇员、工人、日工”
      • 19世纪末独立劳动立法的出现为有薪劳动提供了法律框架，雇主和工人之间的中间状态逐渐减少
      • 1896年至1936年间进行的人口普查：企业负责人；雇员（白领）；体力工人（蓝领）；“失业工人”；以及孤立者
    • 第三阶段，1930s-：以工资收入者的力量层级为特征，通过与培训体系相关的常规网格进行编码
      • 在1936年至1950年间，根据培训定义的熟练工作层级网格得到了扩展，进一步细化了职业分类体系
      • 1946年的“帕罗迪类别”：在按行列出的职业中是一个详细的手工艺和行业名称清单，在行中则是“体力劳动者、日工、苦力”
      • 这一时期之后发展起来的集体公约和评级尺度旨在定义标准的就业类别，将国家认可的文凭所保证的培训与工作、工资、晋升规则、福利体系以及选举人员代表的方式联系起来
• 10 法国大革命留下的四条痕迹
  • 四个当代社会群体——农民、公务员、工人和“管理人员”（高管）的身份和一致性——分别与农业土地的共享、统一国家的建立、特定公民语言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国家工程学校的创建有关
    • 大革命以各种法律形式划分土地，使得小规模耕作得以维持，农民和雇主群体、工资劳动者明确区分开来
    • 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使得创建一个独立于地方、具有高度公民意识的公务员队伍成为可能，形成强烈的文化同质性
    • 革命产生的特定公民语言有助于塑造法国工人运动的特征，强调平等、国家权力的重要性和革命动荡，其他社会群体通常根据受工人运动启发的工会模式构思和组织
    • 国家工程学校的创建培养了大量工程师，部分解释了20世纪30年代末围绕工程师核心形成的管理人员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出现（？）
  • 不同的历史层次形成了法国社会分类的多维特性，这些不同历史时刻的分类原则的融合可以在实证社会科学的职业术语中看到
  • 德国的历史则充满了激进的不连续性，使得旧标准与新标准几乎无法像在法国那样结合，而是像被侵蚀的悬崖一样幸存下来
    • 公务员：18世纪普鲁士公务员制度的产物
    • 体力劳动者：由强大的、特定的工会和社会民主党代表的体力劳动者
    • 雇员：在法国不仅对应于“雇员”，还包括中间职业和“管理人员”
• 11 一个还是多个罐子：分类与概率
  • 死亡证明的编码是漫长的历史和复杂争议的结果
    • 1853年，首届国际统计大会，“病因学原则”（寻找初始原因）与“解剖学原则”（记录症状及其定位）相互冲突，前者有用，后者易用
    • 1893年，在芝加哥举行的国际统计大会上，雅克·贝尔蒂隆拒绝“病因学原则”，并提出贝尔蒂隆分类，加入了统计思维：将职业视为一个风险因素，即在某个职业群体中，某些随机事件（如疾病、丧失工作能力、死亡）比在一般人群中更可能发生
    • 国际疾病分类（ICD）和死亡原因随后被国际统计学会（ISI）以 “贝尔蒂隆分类” 的名义采用，一直使用到 20 世纪 40 年代，1955年后的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WHO）接管其修订工作，后来“病因学原则”还是得到了运用
    • 1948年，通过了一项国际死亡证明模型，包含四个问题：直接原因、中间原因、初始原因和其他病理状态（伴随原因），在先于死亡的一长串事件中，必须选择一个事件作为编码基础，选择标准被确立为其中一个显著且明显增加死亡概率的事件
    • 在1948年对ICD进行第六次修订时，决定将“老年”从死亡原因列表中删除。因为老年时期越来越难以清晰区分原因，计算条件概率变得困难，这还引发了道德原则之间的无法解决的争论（义务论：生命价值不能权衡vs目的论：分配卫生资源需要权衡生命价值）
• 12 让故事继续讲下去
  • 医学在个体治疗与普遍治疗之间不断权衡，其悠久的历史以及观察和归纳方法的历史，突显了统计实践的众多时刻：选择相关特征、构建类别、为采取行动而建模
  • 病因学和解剖学之争揭示出试图系统化分类和开发一种整个医学界通用的语言的努力，国际疾病分类的协商构建是形成这一共同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阶段
  • 传统的医疗实践中，医生根据积累的经验来识别和命名疾病，背后的分类原则是局部的和异质的，观察和归纳的标准因疾病类型、医生和医学院校而异
  • 标准化的医学语言的形成将编码和分类从个人经验中分离出来，使各种行为者共同的意义客观化
  • 但专家医疗系统产生的诊断算法的有效性和性能问题仍未解决，应当以一种更具对称性的视角看待统计
    • 统计形式主义是工具箱中的一个重要工具，与其他工具（如法律知识、医学知识等）一起，帮助解决复杂问题，而不是赋予普遍知识和科学知识更高的地位，贬低其他形式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