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丨Creating the Market University：How Academic Science Became an Economic Engine

Book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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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man, Elizabeth Popp. Creating the Market University: How Academic Science Became an Economic Engin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Ch1 Academic Science as an Economic Engine

  • Puzzle
    • 1961年，伊利诺伊大学并未思考其在经济中的角色，为支持经济增长的要求而困惑；1999年，面对类似要求，伊利诺伊大学迅速回应，自称为“经济发展引擎”。
    • 几十年间，大学为何越来越融入经济世界之中？
      • 既有文献强调：
        • （1）由于1960年代政府预算的停滞，习惯于不断扩张的大学转向市场获取资源。
        • （2）由于资金紧张，企业希望大学替代其基础研究。
      • 本书的主张：
        • （1）政府鼓励大学将学术科学视为商品。
        • （2）对科学技术创新作为经济增长引擎重要性的认知，改变了政策领域，并最终转变了大学对自身使命的理解。
  • 学术科学的性质变化
    • R&D的行业赞助在1966-1999年之间大幅上升（虽然比例始终不高）。
    • 大学从反对专利（与科学/公众利益相抵触）转向鼓励专利（必要的激励/避免商业机会的浪费）。
    • 个人科学家从追求科学的知识价值转向承认科学的市场价值。
    • 学术科学的变化引发了关于大学角色的争论。
  • 研究学术科学的变化
    • 来自组织学家的启发——制度逻辑：对一个主要社会秩序（如市场、国家、家庭、宗教或科学）进行组织的一套原则，这些原则解释了社会行为的目的，并为决定如何行动提供了基础。
      • 市场逻辑：将科学视为一种影响世界的有用工具，其成功最终以研究成果在市场上的价值来衡量。
      • 科学逻辑：追求真理具有内在价值，科学从根本上来说是对知识的追求，实际成果是一个令人愉快但次要的收益。
      • 过去几十年来学术科学的故事可以被重述/简述为：市场逻辑相对于科学逻辑在这一领域中逐渐增强的过程。
    • 新的制度逻辑如何在特定领域兴起？
      • 态度-行动的弥散变化：新的逻辑开始被领域内的人们认为更加合适和合法，人们更频繁地使用它来指导行为，并且基于这种逻辑的行动更有可能成功。
      • 基于市场逻辑的具体实践变得更加常见：生物技术创业、大学专利申请和大学-工业研究中心。
        • 提供研究的焦点。
        • 提供比较的杠杆。
    • 资料来源
      • 档案记录、国会听证、口述历史、访谈、媒体报道、统计数据。
    • 研究过程
      • 第一轮研究：关注大学、政府和产业的作用。
        • 政府比大学/产业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 大部分关键政策决策都发生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的一个相对狭窄的时间窗口内。
        • 然而，这些决策表面来看并无共同之处，不能回应Puzzle。
      • 第二轮研究：专注于十项重要政策决策相关的政治背景。
        • “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的主张在政治领域流行，进而重塑了学术科学的环境。
        • 形成初步论点：大学早已开始尝试基于市场逻辑的实践，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些尝试的范围仍然有限，因为当时的文化、资源和监管环境对这些实践不利。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于政策决策受到“创新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理念的驱动，这些环境发生了改变。这些政策改变消除了此类实践的监管障碍，并为它们提供了新的资源。在这种新环境下，基于市场逻辑的实践得以发展和传播，市场逻辑在整个领域中变得更加强大。
      • 最终的比较研究：大学可能在科学逻辑主导时尝试市场逻辑，并且会遇到类似阻碍，而在政策环境合适时，它们可能会发展并传播开来。
        •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曾经启动了三个基于市场逻辑的实验，并取得了一些适度的成功，但当时并未广泛传播：工业联盟项目、工业推广办公室和研究园区。
  • 解释学术科学中市场逻辑的崛起
    • 大多数行动者会基于领域的主导逻辑行动，少数个体行动者会持续尝试替代逻辑的创新活动。当更广泛的环境发生变化时，基于替代逻辑的实践可能最终会传播开来并被制度化为新的主导逻辑。
  • 全书概览
    • Ch2-Ch3：1970年代末之前科学逻辑的主导和市场逻辑的位置。
    • Ch4-Ch6：1970-1980年代三个市场逻辑实践的出现与发展。
    • Ch7-Ch8：1980年代之后市场逻辑的巩固与对大学的影响。
    • Ch9：回顾主要论点，讨论替代性解释，探讨更广泛的理论可能。

Ch2 Market Logic in the Era of Pure Science

  • 二战缔造纯科学时代的基础
    • （1）二战对科学的动员使得学术研究规模空前扩大。
    • （2）政府资金的涌入使学术科学对联邦资助的高度依赖。
    • （3）科学家们利用原子弹的影响力获得对使用学术资助的自主权。
  • 联邦资助和科学逻辑的支持
    • 二战期间科学进步的巨大成就来源于应用科学研究，但科学家们利用这些成功带来的合法性创建了强调纯科学的联邦资助系统。
      • 科学界领导人布什认为应用研究带来的压力会对科学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强烈地支持基础科学并弱化其实际应用。
      • 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提供的资金倾向于支持科学逻辑。
      • 国防部（DOD）、原子能委员会（AEC）、海军办公室（ONR）出于实用目的提供资助，但由于军备竞赛和科学家数量较少，基础研究也得到了慷慨资助。
      • 国家卫生研究院（NIH）认为只有科学家们在没有方向或干扰的情况下自由实验时才能取得最大进步。
    • 1960年代，尽管其他逻辑依然存在，但科学逻辑在大学占据主导地位。
  • 1950-1960年代市场逻辑的试验
    • 尽管科学逻辑占据主导，但大学对市场逻辑的态度相对开放，然而，市场逻辑实践未能更为广泛地扩散。
      • 工业会员计划（Industrial Affiliates Programs)：企业通过年度资金支持特定的系、实验室或研究小组，以换取通过正式（如年度研讨会、分发研究预印本）和非正式渠道获得与教师及其研究的优先接触权。
        • 1947年，麻省理工学院（MIT）首先尝试，并在次年成立工业联络计划（ILP）。
        • 1950年代，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大学等大学借鉴MIT并展开实践。
        • 1960年代，工业会员计划继续传播发展，但项目始终规模较小，时间短暂，影响力有限。
      • 研究园区（Research Park）：大学校园内部或附近为研究型企业提供的空间。
        • 1951年，斯坦福大学首先尝试。
        • 1950年代，康奈尔大学、俄克拉荷马大学等相继借鉴尝试。
        • 1965年研究园区建设热潮达到顶峰，但绝大部分入驻率较低，运营失败。
      • 工业推广办公室（Industrial Extension Offices）：通过将区域工业与相关资源联系起来，帮助解决科学技术问题，以主动、面对面地为个别企业提供实地服务为核心。
        • 1965年，《州技术服务法案》（State Technical Services Act）通过，工业推广真正开始发展。
        • 1968年，28个州的大学负责工业推广，并取得一定效果。
        • 然而，这一计划从一开始就缺乏政治支持，1969年联邦资金停止支持，工业推广随之终止。
  • 市场逻辑扩散的限制
    • “科学作为资源”模型
      • 现如今“科学作为引擎“：学术科学是经济增长的基本驱动力，大学有责任确保其创造的知识以这种方式被利用。
      • 1970年代末以前”科学作为资源“：大学作为一个资源集合，能够吸引产业并帮助解决问题，但并非经济发展的源泉。
        • 伊利诺伊大学对支持经济增长的回应：
          • （1）委员会开展的主要项目均基于学术科学的经济价值在于满足现有公司需求的假设。
          • （2）“科学作为引擎”中可能涉及的领域在委员会的讨论中完全缺席。
          • （3）委员会使用的其他语言也反映了科学作为资源的模型，而非科学作为引擎的模型。
    • 支持市场逻辑实践的挑战
      • 市场逻辑实践的阻碍并不来自大学内部的文化反对/政府的限制，而是未能筹集到足够的资源来维持自身的存在和复制。
        • 工业会员计划：学术研究难以为工业问题解决提供明确价值，企业不愿维持缺少收益的关系。
        • 研究园区：大学的研究园区未能证明入驻的比较优势。
        • 工业推广办公室：缺少足够的政治支持。
  • 战后体系的支柱开始动摇
    • 1960年代末以前，科学逻辑蓬勃发展，但很快，大规模资助和高度自主权依赖的三个前提开始动摇：
      • 滞胀开始，经济条件不再允许联邦科学资助继续高速增长。
      • 越战引发大规模校园反战抗议，政策制定者不再将大学视为满足政府需求的合作伙伴。
      • “科学为了自身的目的而进行的研究会意外带来实际成果”的承诺越来越受到质疑。
  • 联邦共识瓦解的影响
    • 联邦对学术研究的研发资助急剧趋平，且更加关注资助的产出及基础研究的实际成果。
    • 科学逻辑变得难以维系，但直到对科学技术创新作为经济增长引擎重要性的认知改变了政策领域，市场逻辑实践才开始取代科学逻辑。

Ch3 Innovation Drives the Economy — an Old Ideal with New Implications

  • 1970年代市场逻辑的实践及其局限性
    • 1970年代以前，工业会员计划、研究园区和工业推广办公室取得了有限的成功。
    • 1970年代，另一些创新者再次展开市场逻辑下的实践：
      • 生物科学领域的学术创业：1976年利用重组DNA技术的Genentech公司成立，随后两年被其他公司效仿，但缺少大量资本支持。
      • 大学专利申请：1970年代中期，大学专利申请比例上升，但由于缺少综合立法，申请规模有限。
      • 大学-产业研究中心（UIRCs）：由产业部分资助、致力于解决对大学和产业双方都感兴趣的问题的研究中心，但无法为产业提供足够价值，企业不愿持续支持。
    • 这些市场逻辑的实践都有一定潜力，但仍然难以获得维持自身运作或广泛传播所需的资源。
  • 经济思想的政治力量
    • 对技术创新的忽视：
      • 直到20世纪50年代，主流经济学家从未将技术创新视为一个重要议题。
      • 美国的科学政策主要围绕国防及其需求，关注点在于赢得冷战，而不是刺激经济增长。
      • 经济政策的核心是税收、利率或政府支出，很少涉及科学技术。
    • 1970年代末，对技术创新的关注已在广泛的政策领域中显得尤为突出。
      • 1960年代华盛顿的技术创新
        • 1950年代经济学家识别出技术创新的经济贡献，1960年代进一步探索了市场在推动科学研究可能的投资不足。
        • 执着于经济增长且信任技术官僚的肯尼迪政府成立了经济顾问委员会（CEA），重视技术创新，但影响比较有限。
        • 1962年设立的商务部科学与技术助理秘书赫伯特·霍洛蒙成立了一个临时发明与创新小组，该小组于1967年发布“查皮报告” (Charpie Report)，强调政府应该创造一个私人创新可以蓬勃发展的环境，而非直接推动创新。
        • 此外，霍洛蒙安排商务部经济学家迈克尔·博雷茨基耗费数年时间分析“技术创新的经济后果”。
      • 尼克松时期的创新政策
        • 1960年代末滞胀开始，同时，博雷茨基的研究成果出炉，强调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是防止贸易逆差的唯一因素，而这种领先地位正在动摇。
        • 因此，尼克松政府在1971年中至1972年初短暂地认真考虑了创新问题，并启动新技术机会计划（NTOP）。
        • 然而，NTOP最终因为自身的过度野心、尼克松对科学态度的摇摆、经济复苏以及公众对新政府计划支持的下降而失败。
        • 仅有国家标准局的实验技术激励计划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实验研发激励计划得以保留，但这两个计划都在1970年代末前终结。
      • 为什么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对创新的兴趣增加
        • 1978年至1983年间，创新成为广泛的政治关注点
          • 关于技术创新经济作用的经济研究日益增加
            • 肯尼斯·阿罗、埃德温·曼斯菲尔德和理查德·纳尔逊等杰出学者对创新经济核心地位的持续强调，为重新出现的政治关注提供了智力支持。
          • 一些工业创新指标的下降
          • 产业界对推动政府采取行动鼓励创新的努力
            • 产业界代表广泛参与到将创新重新纳入政治议程的会议中。
            • 产业研究协会（IRI）变得更加活跃。
          • 美国经济的持续停滞使得政治听众越来越愿意接受关于国家经济问题的新诊断和解决方案的建议。
      • 创新作为政策框架在1970年代后期的兴起
        • 1976年对创新的关注正在增长，但这一关切尚未广泛传播。
        • 1977年底，卡特政府开始讨论对“工业研发与创新之间联系”的内阁级分析计划。
        • 1978年，卡特正式宣布了 “国内政策审查（Domestic Policy Review）”计划，尽管直接结果有限，但产生了很大的间接影响，提升了创新作为政治议题的地位，并帮助明确了产业的创新议程。
        • 尽管经济学家仍然对如何推动创新保持谨慎，但政策倡导者大胆地使用创新进行政策辩护，数十项以支持创新为理由的政策颁布，改变了大学科学研究的环境。
  • 创新议题与大学
    • 大学既未在创新讨论占据重要地位，关于工业创新的讨论也很少聚焦于大学在创新过程中的角色，十项对市场逻辑实践增长起重要作用的政策决策中的四项几乎与大学毫无关系。
    • 但这些政策决策将科学和技术的价值视为其对经济贡献的潜力，对于推动大学市场逻辑实践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Ch4 Faculty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Biosciences

  • 在生物科技之前
    • 1970年代以前，生物学尚未生产可以实际应用的知识，与产业界没有合作传统，而NIH的充足资助进一步削弱了学术界对产业界的兴趣。
    • 但战后几十年间，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取得重大进展，实际应用指日可待。
    • 1973年，重组DNA的科恩-博耶技术诞生，引发极大关注和风险担忧，科学界迅速采取行动应对潜在风险。
    • 1975年之后的几年中，重组DNA研究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 创业早期
    • 重组DNA技术的商业潜力巨大，但产学界限分明，产业界缺少相关知识技能。1976年以前，重组DNA技术的商业化进展有限。
      • 1971年，学者创办小型微生物公司Cetus，1975年宣布涉足重组DNA领域，但早期成功较为有限。
      • 1974年，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联合申请科恩-博耶技术专利。
      • 到1976年初，化学和制药行业在重组DNA技术上的投资寥寥无几。
    • 基因泰克（Genentech）模式
      • 1975年，风险投资家罗伯特·斯万森（Robert Swanson）与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的生物化学家赫伯特·博耶（Herbert Boyer）共同创办基因泰克。
      • 赫伯特·博耶在保留教授职务的同时创办公司，饱受争议，但1977年11月，基因泰克成功生产了生长抑素。
    • 学术创业传播的障碍
      • 尽管基因泰克取得了快速进展，但生物科学领域的创业并未显现出即将迅速扩展的迹象：
        • 创业文化在学术生物学中仍然很少见。
        • 人们普遍认为这项技术离实际应用还很遥远。
        • 美国国会可能会采取行动对重组DNA研究进行监管甚至限制的威胁正在增加。
        • 金融环境糟糕，风险资本非常难以获取，大多数相关行业的公司没有准备好投资生物科技。
  • 1978年：转折
    • 从1977年11月至1979年6月之间，三个政策决策的出台释放了一波生命科学领域的创业浪潮。
      • 重组DNA的立法
        • 1977年中，关于基因工程的争议非常激烈，大多数观察者都认为某种形式的立法可能会通过。
        • 但没有任何立法真正通过，到1978年5月，关于立法的认真讨论基本停止，这对鼓励商业发展来说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 这一形势逆转的部分原因在于关于创新经济影响的论点被提出。
      • 养老金基金的监管变更
        • 风险资本匮乏的两个重要因素：
          • 1967年至1976年期间一系列资本利得税的大幅上调。
          • 1974年《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ERISA）的通过，导致养老金基金几乎完全停止了对高风险投资的资金支持。
        • 1976年，美国国家风险投资协会（NVCA）发布报告强调新兴创新公司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建议包括降低资本利得税和明确审慎人规则在内的政策变革。
        • 1977年初上任的卡特总统对税制改革的承诺使资本利得税问题更加突出，那些已经认为资本利得税率过高的群体“被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激励行动”，美国电子协会（AEA）和美国资本形成委员会（ACCF）也被动员起来。
        • 在蓝筹股收益因通货膨胀而缩水的影响下，1978年4月，美国劳工部（DOL）提出了放宽审慎人要求的新规则。
      • 资本利得税削减
        • 资本利得税的削减争论更为激烈，但1978年春天，AEA资本形成工作组主席埃德温·兹绍（Edwin Zschau）说服了共和党众议员威廉·斯泰格（William Steiger），后者提出的修正案在《华尔街日报》的推动下引发巨大反响。
        • 随着全国情绪转向反税，资本利得税的削减意外通过了，支持减税的论点与技术创新和美国竞争力密切相关。
  • 学术创业：金钱改变一切
    • 1978年年底生物技术创业的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未来几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参与初创企业。
    • 1978年：竞争与奋斗
      • Biogen、Hybritech、IPRI等六七家生物技术初创公司诞生，但规模都很小，距离将产品推向市场还有很长的开发路程，运营成本很高，创始人们努力筹集新资金。
    • 1979年：繁荣的开端
      • 风险资本的可用性显著增加，围绕生物技术的热潮也在增长，新公司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成立，现有初创公司也在迅速扩张，科学进展也在继续。
      • 但生物技术的商业化被质疑炒作，是否能获得专利使人担忧研究成果的保护问题。
    • 1980年：生物技术的腾飞
      • 创新的论点支持了专利问题的积极解决，进一步推动了生物技术热潮。
      • 基因泰克的IPO获得巨大成功，生物技术公司的总数增加了三倍。
      • 这种繁荣的影响也开始在学术界显现：
        • 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通过专利获得巨额收入。
        • 行业热潮吸引了更多学者参与其中。
        • 生物技术创业方式从企业家找学者转变为学者找风险投资家。
    • 1980年之后：尾声
      • 生物技术的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最初几年继续增长，生物技术的商业潜力开始得到实现。
      • 但基因泰克上市之后，热潮开始消退，风险投资在进一步投资上变得更加谨慎。
      • 大学仍在努力解决创业热潮对传统学术价值观以及利益冲突的管理带来的挑战，但学术创业越来越被视为正常且适当的行为。
  • 为什么生物科学创业能够腾飞？
    •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尤其是70年代生物科学领域的科学突破。
    • 生物技术专业知识只能在学术界找到，而电子技术的突破（如晶体管和集成电路）源自工业界。
    • 对重组DNA研究限制的放宽。
    • 基因泰克成功的组织模式：
      • 可行的财务模式展示了一个资本需求如此高、产品投放市场时间如此长的公司如何维持自身。
      • 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企业文化，这种文化奖励科学卓越，同时理解科学价值观，但又不会“让研究人员失控”。
      • 通过斯旺森和博耶之间的伙伴关系，在商业和科学之间实现了成功的平衡。
    • 风险资本环境的显著变化：监管的放松和税收的削减。
    • 最高法院Chakrabarty案裁决保护微生物专利。

Ch5 Patenting University Inventions

  • 大学发明的专利化
    • 传统上，研究专利化被视为大学的一项有争议的活动，科学的逻辑意味着大学创造的知识应免费供人们使用。
    • 但到了1980年代，大学越来越积极地寻求专利化。专利是吸引公司投资开发发明所必需的，因此大学有责任专利化，以防止由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被闲置不用，并利用市场的力量确保这些知识得到使用。
  • 科学逻辑时代的大学专利化
    • 反专利化的观点：
      • 商业世界可能带来腐败的影响。
      • 大学教职员工已经因其研究工作获得薪酬，无需额外的奖励。
      • 大学有责任确保其研究成果保留在公共领域，向所有人开放获取。
    • 支持的观点：
      • 防御性措施：避免私人实体自己专利化发明并阻止其更广泛地使用，或者作为确保产品标准化的一种方式。
      • 教授和大学与其他人一样，理应因其发明获得奖励。
      • 专利能激励公司开发、生产和营销来自大学的发明。
    • 多样的专利化方式
      • 1925年，威斯康星大学成立威斯康星校友研究基金会（WARF），以公众利益为目标管理专利，并将任何收益返还给大学以支持进一步研究。
      • 与一个完全独立的专利管理组织合作，如科特雷尔的研究公司（Research Corporation）。
      • 通过内部设立委员会的方式处理专利事务，负责发明管理的决策。
    • 在1960年代，只有少数大学拥有可以称之为活跃的专利化努力。
  • 联邦专利政策的角色
    • 大学专利化有限的原因：
      • 在二战之前，大学研究规模较小，几乎没有多少发明值得申请专利。
      • 许多教职员工可能从未考虑过申请专利。
      • 大多数大学每年可能仅识别出一两项发明，没有足够的行政能力去申请和管理专利及其授权。
      • 联邦政府的专利政策。
    • 如何处理由联邦政府资助产生的发明？
      • “政府拥有专利权”（government-title）政策：政府保留对这些发明的权利，或者自行申请专利，或者将其置于公共领域。
      • “政府许可证”（government-license）政策：发明者保留对其发明的权利，同时政府保留免费、非独占许可用于公共用途的选项。
    • 战后国家研究基金会的万尼瓦尔·布什和参议员哈利·基尔戈尔就政府在科学领域中应扮演何种角色的政治争论成为僵局：
      • 一个延续战争时期临时性的分散和碎片化的科学支持体系，进而导致了分散和碎片化的联邦资助研究专利政策的形成。
      • 大学专利化必须与非常复杂的政府政策进行谈判。
  • 大学专利化的增加
    • 1960年代末，授予大学的专利数量开始增加.
      • 随着研究资金的增加，大学从事的发明活动更多了。
      • 研究公司、一小群政府雇员、一个大学专利管理者的专业网络开始积极推动专利化。
        • 研究公司的努力：1963年，与MIT的争议促使研究公司启动“专利意识计划”，教会大学更早地评估自己的发明。
        • 政府对大学专利化的支持：1963年，卫生、教育和福利部（HEW）聘请的专利律师诺曼·拉特克坚定支持发明者权益，在1968年两项关于联邦专利政策的研究的支持下，HEW转向机构专利协议（IPA）。
        • 大学技术转让网络的形成：IPA要求大学指定专门人员负责发明管理，从而创建了一批负责专利化和授权大学研究的管理者。
  • 大学专利化扩展的障碍
    • 1970年代，IPA只实现了极为有限的拓展。如果没有立法干预，大学专利化将无法在稳固的基础上运作。
      • 许多机构的政策受法规约束。
      • IPA已经在法庭上受到挑战。
      • HEW的新部长逆转了现有的专利实践。
    • 早期的立法尝试
      • 拉特克早在1972年就开始着手政府专利政策的立法工作，但立法支持大学专利化实践的可能性看起来并不大。
  • 创新、经济与政府专利政策
    • 支持专利化者的战略改变：
      • 缩小提议立法的范围：仅限于大学、其他非营利组织和小型企业。
      • 将法案重新定位为解决美国经济竞争力问题的部分方案。
    • 1978年的突破：
      • 专利政策自由化的支持者成功赢得了参议员罗伯特·多尔（Robert Dole）和伯奇·拜赫（Birch Bayh）的支持，《拜-杜尔法案》于1980年12月签署成为法律。
    • 多项政策改变了包括大学和盈利性公司在内的机构处理发明的环境：
      • 《拜-杜尔法案》明确赋予了大学对政府资助发明的专利权。
      • Chakrabarty案裁定微生物可以被授予专利，最终这一保护扩展到更复杂的生命形式。
      • 1982年国会创建了新的上诉法院——联邦巡回上诉法院（CAFC），加强了专利保护。
    • 1980年代美国的知识产权体系得到了加强和扩展，专利申请数量激增。
      • 《拜-杜尔法案》对那些已经在进行专利化的大学的影响较小，而对那些没有技术转让计划的大学影响更大。
      • 推动专利化的其他拉力因素
        • 生物技术产业的爆炸式增长
        • 科恩-博耶专利的示范效应
      • 尽管关于如何最好地管理专利化的问题仍然存在，但到1980年代末，这一实践已经牢固确立。
  • 为什么大学专利化迅速发展？
    • 推动大学专利化扩展的各种因素：
      • 研究公司的努力：教授大学管理者专利流程的知识。
      • 联邦员工的网络：建立机构专利协议（IPA）。
      • 大学专利管理专业社区的日益组织化。
      • 联邦管理人员网络的活动：他们不仅直接鼓励了早期专利化的增长，还促进了专业社区的发展，而这两者在推动《拜-杜尔法案》通过方面都至关重要。
      • 《拜-杜尔法案》的通过：这一法案既具有实用性，也具有合法化作用，极大地鼓励了大学专利化。
      • 生物技术作为学术-工业领域的兴起：这一领域产生了许多（尽管远非全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最有利可图的大学专利。
    • 推动大学专利化兴起的几个因素都涉及政策决策，而创新论点极大地支持了这些政策的通过。
    • 尽管生物技术创业和大学专利化相互促进，但它们是相对独立的现象，科学的变化、法律的变化、集体行动和资源可得性的变化等因素都在其中发挥了作用，而潜在的扩展原因在这两种实践中都不存在。

Ch6 Creating University-Industry Research Centers